旧红学索隐派的先驱——关于孙桐生红学研究的评估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慨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与我们四川的缘份之浅。当然,四川与《红楼梦》也并非全无关系,我也曾于1984年2月26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红学在四川》的文章,该文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教授的研究成果,列举了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或四十年(1775)就将《红楼梦》携带入川的陈大文(静泉,曾任马边厅通判)和高鄂的“同年”、四川遂宁才子张问陶,以及在重庆发现的“脂砚斋所珍之砚”和可能失落在四川的原本《红楼梦》(即端方本),来说明我们四川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关系。但限于学识的浅陋,我竟未能提及孙桐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此,我愿借此短文,向孙桐生这位我们四川的红学前辈(如果他九泉下有知的话),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红楼梦》书名漫议

《红楼梦》(简称《红楼》),又名《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简称《十二钗》)、《情僧录》,凡五种书名。为何有这么多书名呢?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原因:一是曹雪芹在创作时就曾因侧重的内容不同而用过几个书名,如《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石头记》、《红楼梦》等;二是在评点中又出现了各用其名或混用数名的现象,如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脂砚斋仍     

哈斯宝评点《红楼梦》的文艺思想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问世以后,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几百年来,对这部名著的研究、评论历代不乏其人。但是在众多的“红学”评论家中,大多是汉族学者,也有个别满族学者(如裕瑞),却未闻有蒙古族学者。直至一九七四年,哈斯宝的蒙古文手抄本《新译红楼梦》被发现,才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蒙古族“红学”翻译评点家。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人,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土默特一带”。(《新译红楼梦》合校本《出版者的话》)他出身于上层贵族家庭,过着笔墨列案、临窗赋诗、茶童相伴的闲适生活,一生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是一个隐居的“闲散王公”。     

《全唐诗》“红楼”意象与《红楼梦》命意发微——廓清20世纪末红学的迷雾之一

《红楼梦》问世以来 ,关于“红楼”出典和《红楼梦》命意的索解 ,除了索隐派若干奇异的猜测 ,出现了一些会心的领悟和一个荒谬的循环。全面考察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并审视《红楼梦》文本所得七大证据表明 ,曹雪芹曾经寝食《全唐诗》 ,浸淫《全唐诗》。《全唐诗》中 60例“红楼”意象 ,所含九种含义可归为五类意蕴 ,与此对应 ,《红楼梦》命意可作由浅入深、由面到点、由实写到哲思的五重索解 ,小说的主人公、背景、情节走向、主导线索、哲理追求一切都可以由《红楼梦》这一书名化入或展开。二百年来特别是2 0世纪末有关《红楼梦》书名命意的肤浅和乖谬之见可以去矣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红楼梦〉作者新考》之失误

1990年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发表赵国栋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以下简称《新考》),洋洋洒洒两万言。笔者在细读全文之后,觉得《新考》的材料是丰富的,论证也是充分的。但是,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分析方法是牵强附会、取其所需的。在此,笔者只想借用《新考》中所引用的材料(重点号笔者加,下同),来谈谈自己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借以向赵先生请教。     

合传前后梦 曲文演传奇——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对《后红楼梦》的改编

仲振奎创作于嘉庆二年(1797)底的《红楼梦传奇》是第一部全本改编《红楼梦》的戏曲。这五十六出的全本昆曲,自写成便登台试演,二百多年来搬演不衰。因其下卷的二十四出取材于续书《后红楼梦》而多受忽视或鄙视,涉及它的研究少之又少。事实上,不仅下卷,整部《传奇》都是本自《后红楼梦》进行改编的,无论立意、构思,还是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框架等。     

《红楼梦》与《姑妄言》

曹去晶在南京生活和创作《姑妄言》的时代,正是曹寅父子任职江宁织造、由显赫一时走向抄家没落的时期。同为辽阳人的曹去晶与曹寅父子有所交往,当非无稽之谈;而曹雪芹与曹去晶相识,并在南京或北京读过《姑妄言》的手稿或抄本,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红楼梦》“大旨谈情”,而《姑妄言》“大旨讽世”;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二书有诸多异同之处,从中不难窥见《红楼梦》受《姑妄言》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对《姑妄言》的继承和创新。     

《红楼梦》在日本

据文献记载,《红楼梦》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简直早得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是在宽政五年(1793),即清乾隆五十八年冬,由“南京船”带到长崎来的。当时在长崎广泛经营贸易的村上家保存下来的旧文件《支出帐》,记载着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开泰的“南京船”自中国乍浦起航,十二月九日驶达长崎,所载货物包括七十六种图书。其中就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函”的记录。好家伙,距程甲本《红楼梦》的刊行仅两年时间,一次就进口了九部《红楼梦》!据船的起航地域,从部数之多来看,不太可能是印数很少的程本,大致可以认定是乾隆五十七年冬苏州书商据程甲本翻刻的《绣像红楼梦全传》。     

《醒世姻缘传》的描写与讽刺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醒世姻缘传》这部长篇巨著,产生在明末清初,其思想内容虽然远不如《红楼梦》深刻,但是,也确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叶英宗初年到宪宗十四年左右的许多社会问题。另外,在艺术方面,也具有某些可取之处。它继承了《金瓶梅》的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发展了《西游记》的讽刺艺术。对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来说,它是一座桥梁。鲁迅说《醒世姻缘传》:“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则亦或锋利矣!”(《致钱玄同信》)这就是对《醒世姻缘传》在艺术方面的肯定。     

《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诠福之伪托

(一) 《红楼梦》的第一个印本,是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一百二十卷。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程伟元因为“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红楼梦引言》),出了第二个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的印本,因是程伟元所主持的,人称“程本”,为了便于区别,又把辛亥本称为“程甲本”,壬子本称为“程乙本”。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红楼梦》坊刻本,都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关于《红楼梦》的版本,人们也一致相信程伟元《红楼梦序》中的话:第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第二,此书开始的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第三,此书“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第四,程伟元数年以来,“竭力搜罗”后四十卷,先是积有廿余卷,又“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     

《红楼梦》八十回后佚稿作者初探

一、雪芹未写完《红楼梦》“传神文笔足千秋”,曹雪芹的杰作《红楼梦》问世以来,得到了世人空前的注意。可惜,在程、高刊刻《红楼梦》程甲本以前,这部巨著只有前八十回流传于世(就目前已发现的本子而言),这引起了历代研究者     

曹雪芹是北京作家《红楼梦》是京味小说——在北京大观园讲座记录稿

曹雪芹是北京人、北京作家。这个认识意义重大。北京的"帝都文化"是《红楼梦》一书的文化渊源。不了解18世纪中叶的"帝都文化"就无法真正读懂《红楼梦》。曹雪芹倘若没有回到北京这段生活经历,今日我们所读到的《红楼梦》,极可能就真的是一本《风月宝鉴》或是一本《情僧录》。在语言文字方面,曹雪芹熟练地运用了含有广大北方地区语言中方言土语的北京话,使《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雅俗相融、生动鲜活、字字传神,从而使这部小说脍炙人口、雅俗共赏。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京味十足的小说,而且是京味小说中的典范之作。红学中的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恐怕是与不熟悉或没有考虑帝都文化背景有关。"帝都文化"问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风月宝鉴》为明人旧稿试论

《红楼梦》改编自《风月宝鉴》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然而,究竟何人创作了《风月宝鉴》,学者们则各持已说:或云曹雪芹,或云其弟棠村,或云其叔脂砚斋.这些观点说明,旧槁的作者是曹氏近亲,生活在清初雪芹时代或略早于雪芹时代.这些论点,看来都言之成理,但同时又留下了一些疑点.在重新研读《红楼梦》并考察有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种现象:自称写实也被人们公认为写实的小说《红楼梦》中,流露了很多明人的痕迹.追溯它的源头《风月宝鉴》,因而设想:《风月宝鉴》可能是明人的旧稿,曹雪芹在加工改创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除旧稿的影响.     

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探微——《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评介

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艺术成就很高，引发了很多研究。范圣宇的英文新著《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旨在考察霍译艺术胜境的生成基础(译者的汉学素养与版本校勘)、具体表现(翻译中的音、形与风格、玩趣与想象以及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引用)和生成过程(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翻译修改),挖掘霍译本身的艺术与审美价值。作者在书中论及或躬行的很多理念与方法颇有启发价值，如翻译生成研究、以经译经的理念、翻译游戏观等。作者长期沉浸在霍译《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通过反复的译文细读以及对霍克思翻译手稿、翻译笔记等一手文献的通读，再加上校勘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的经历，造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     

一部富有特色的力作

唐富龄先生的新著《〈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2 0 0 0年 3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致力于《红楼梦》文本的解读 ,精雕细琢 ,分量厚重 ,值得红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予以关注。在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中 ,注意从中国世情小说的传统出发来立论是该书的一个特色。《红楼梦》之前的世情小说 ,从宏观格局来看 ,基本呈现为两种倾向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严格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等对诗意的追求。写实与诗意自成系统 ,大有“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金瓶梅》的风格和市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 ,但庞杂却不丰富 (丰富指内…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红楼梦》中的湖南方言考辨

通过对《红楼梦》中的湖南方言的考辨,论证《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一位有在湖南长期生活经历的人士。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