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①具有集大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292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从朱、吕之辩看诗经学诠释体系的转变

以"衢州之会"为核心,朱熹与吕祖谦就诗经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论辩,汉唐诗经学诠释的弊端被凸显出来,新的观点得以提出并论证。朱熹力诋《诗序》,否定作为汉代诗经学立论之基的"美刺"说,提出"淫诗"说。吕祖谦尽管表示反对,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朱熹的影响。作为论辩的最终结果,以朱熹相关著作言论为标志,诗经宋学这一新的诗经学诠释体系完全建立,"诗三百"总的精神实质"思无邪"经由重新阐释,回归到个体立诚之本的意义层面上,并强调学者直接领会诗意。这个新诠释体系也有缺陷,并没有在训诂考据上超越前人,且过于注重伦理道德批判,既有损于《诗》的人格塑造功能,又未能在文学欣赏层面上给予风诗应有的地位。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舍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胡适：传统诗经学的终结者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转变中,胡适的建设之绩不如他的破坏之功。对二千年经学传统的尖锐批判,对《诗经》神圣地位的彻底颠覆,证明胡适是一位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和终结者,他的特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为排除结构中的汉诗作论作史——毛翰论之三（上）

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毛翰，根本就不被西方的时髦理论和创作牵着鼻子走，甚至是完全拒绝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尤其是其诗论，无论是国内向度还是国际向度，均特别彰显了个人立场和中国身份。从他选析的《历代帝王诗》以及诸如《帝王诗、帝王气象及专制情结》、《民国首脑们的诗》以及《诗祸余生石天河》等一系列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充满锐气和才学的重要文章，其从诗歌介入历史，未必就是为了颠覆权力关系。其《诗美创造学》、《歌词创作的原理与方法》特别醒目的是，因为其是诗人出身，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便随处可见其相当浓厚的经验色彩，是随手拈来和谈笑风生之中的精彩纷呈。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