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一八九八年前后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集团有三个,即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光绪皇帝同前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光绪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同维新派、洋务派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如同几股激流形成的旋涡一样,呈现出一种眩目的复杂情况。按政治观点来划分,光绪皇帝是属于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试论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形成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该思想起源于地主阶级经世派主张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在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兴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以及早期维新派宣扬商政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和清廷推行的新政中得以形成。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以往认为洋务派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与改良派并无相通之处。这一看法较为偏颇。其实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可分为三类：一是部分洋务大吏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前进参加维新运动,成为维新派,如汪康年、蒯光典、胡等。二是一些原洋务派督抚大员同情支持或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三是另一部分洋务大变暗中同情维新运动,但不肯公开支持,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如李鸿章、盗宣怀、刘坤一等。就整个洋务派而言,他们与维新派之间有矛盾分歧,但同情支持维新运动是其主要方面。     

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当前,在讨论洋务运动性质和历史地位过程中,牵涉到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究竟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还是批判否定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和基本否定论者的争鸣焦点之一。我是同意后一观点的,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不能简单化,有详加分析之必要,因此,拟在这里就两派之异同,提供管见,参加新的争鸣。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理论纲领.经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冯桂芬、李鸿章至张之洞,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打破传统中学的封闭状态,催化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学理方面的欠缺和保守性受到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批判.而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思想武器,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条剖缕析,对"中体西用"进行最为深刻、系统的批判,充分显示作为"西学第一人"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的智慧和勇气.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戊戌时期科技新信息的传入及其影响

在１９世纪中晚期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维新派出于变法救亡的需要，其宣传重点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而后人对他们的西学观念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此。于是，提及维新派对西学的传播，似乎除了自由、民权、进化论别无他物，似乎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不如洋务派大。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维新派由于对西学的整体把握，使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解，远比洋务派深刻，兴趣也更为广泛。学术界有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仍有助于理解上述论点；所缺者是未曾注意到戊戌时期报刊对世界最新科技信息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了维新派和其他有识之…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郝晏荣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①，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是以“求强”为核心的救亡图存运动 ,但洋务派和维新派提出的“求强”有着不同的内涵 ,主要表现在深层目的性、途径方法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论洋务派的“西学中源”文化观

“西学中源”是洋务派独特的文化观之一。本文对这一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对洋务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中国近代文化转变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它在促进洋务运动的同时,又大大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