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应对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

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农村学校在应对自然灾害等危机上表现出基础建设薄弱、危机管理意识淡漠、缺乏应急管理预案、生命教育缺失等不利因素。根据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农村学校应对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应从制度能力、控制能力、技术能力、公众能力四个方面加以提高。     

大地震与社会福利政策建议

日本东北关东地区3.11大地震导致的灾难救援问题引发了日本学者对社会福利的关注。文章在考察大地震后灾区受灾者的心情、想法的基础上,从中国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对口支援、临时住房、援助的差距、政府工作与志愿行动等方面梳理了中国四川地震救援的经验,指出日本社会结构正面临着三种危机的考验。第一,超老龄社会与少子化、人口减少社会的人口构造危机;第二,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日元升值、股票下跌等经济危机;第三,大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带来的环境能量危机。日本可以参考和借鉴中国的经验开展大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受灾者的生活重建是重建的首要任务。在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常设危机管理组织;明确灾害应对的程序;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强化受灾者援助的政策手段;完善医疗、福利、护理服务;发展区域产业和开创就业;提供住房保障;着手能够对抗灾害的坚固的地域社会与街区建设。     

日本“官民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及其启示

2019年12月以来,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已迅速蔓延至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月24日,累计确诊7.7万余人,死亡2000余人。日本、韩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也陆续出现了多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酿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日本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地震、台风、海啸、火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个人信息泄露、列车脱轨事故、危险品泄漏、食品安全事件、福岛核泄漏等社会性突发事件不断,还遭遇了“非典”(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症等公共卫生事件。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也不断提升着日本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治理能力,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是政府公共组织系统的核心部分.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目前正处在从单种危机管理向复合危机管理渐进的阶段.现行的管理体制仍是以"条"为主的单灾害防御体系,缺乏系统战略和政策规划与组织化保障,且应急基础设施能力总体较薄弱,各地差距也较大.基于此,应在借鉴国外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及各省、市、县政府反危机管理机构;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推进危机管理研究,提高应对危机能力和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决策系统的创新能力;建立统一应对突发性事件及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灾害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工作研究——以中国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为例

灾害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自然灾害是灾害中最常见并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的灾害形式,中国四川汶川恃大地震的发生反映了灾害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灾害危机管理应当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灾害社会工作以其专业特质,有助于提高综合减灾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能够在预防灾害、处置危机与灾后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在灾害危机管理中的重要角色。文章立足灾害危机管理预防——救援——重建的工作机制,结合社会工作介入四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经验,探析灾害社会工作的研究视阈以及介入灾害危机管理的作用、基本路径和方法,赋予灾害社会工作以学科意义,努力推进灾害社会工作研究,提高灾害危机管理的质量。     

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骤然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使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使日本的应对、处理方式,尤其是援助中国抗“疫”的外交努力进入了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一、日本疫情防控有利有弊、众说纷纭日本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有五个特点:(1)依照法律行事,职责分工明确;(2)管理层次明晰,比较有实效;(3)政府视情况,可动员自卫队参与应急处理;(4)注重组织保障;(5)管理体系日常化。但是,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日本各界及国际舆论褒贬不一。肯定的意见认为日本政府、卫生系统乃至全社会对疫情有足够重视和准备,疫情发生后能坚持依照法律、法规审慎行事,总体上比较理智和冷静,处理上也基本得法;而在批评者看来,尽管依法依规行事有其好的一面,但过度拘泥、墨守成规也导致疫情应对失据,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弊端。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发展回顾与趋势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是一个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经历的从单灾种灾害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到现代城市突发事件综合应对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并探讨在未来以防范和控制不确定性公共风险为目标的城市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中的社会参与、风险评估、公共沟通和法制保障等前瞻性问题。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做好奥运期间救助工作

2008年5月12日,在全国人民喜迎奥运、备战奥运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袭击了四川汶川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场自然灾害不仅考验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决心和毅力,也检验了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意志和能力。同时,这场灾害也对各级地方民政部门的应急工作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气象灾害的“组织一制度”研究途径和“政治一社会”研究途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化回应为主线的新型气象灾害研究途径。结合我国气象灾害的实际,可以将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气象灾害类型学的文化诠释,气象灾害应急、救灾中的文化应对和适应,气象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恢复、变迁和构建。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追踪调查、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等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审视生态文明,在解决气候危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化回应的主线上建设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生态文明。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历史、现状与意义

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是以美国为样板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从事这一调查工作的既有官方调查机构,也有民间调查机构,而日本舆论调查协会对调查机构发挥着整合力量、规范行为的作用。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体系有严格的制度做保证,既有法律上的保障,又有人才上的保障。     

一门关于灾害共生实践的学问——日本灾害社会学述评

在过去的60余年里,日本关于灾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灾害社会学。在基本理念方面,它以集合行动论、社会信息论、组织论和地域社会论为基本视角,通过"脆弱性"和"复元·恢复力"的发现,实现了由"天灾论"到"人祸论",再到"灾害共生论"的飞跃;在研究实践方面,它在灾时的生命和心理、灾后的生活重建和地域复兴等领域蓄积了丰硕成果,近年又把研究范围推进到防灾福利社区和公民社会建设、灾害应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男女共同参与问题、受灾地调查研究方法等领域;在研究取向方面,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人类遭遇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渐成常态的今天,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启示意义自不待言。     

日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

日本具有健全的老年人法律保障体系,为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日本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目前由<国民年金法>、<老人保健法>、<老人福利法>和<介护保险法>四部法律构成了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础,他们分别从经济、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生活护理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新闻媒体快捷有效进行舆论控制和危机应对意义重大。本文从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定位；日本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的快速应对；日本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调控和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原则方面阐述了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应和功能，从而为我国新闻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借鉴。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灾后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求的探析

汶川地震后，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四川省民政厅、部分灾区对口援建省市民政部门、灾区各级政府以及各类社会工作行业管理机构、多种社会服务组织积极整合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我国开创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先河，有力推动了灾区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与实务开展。     

灾害救助中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救灾领域的社会资源控制主体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以后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全过程中呈现出持续性深度参与的态势。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于非营利组织参与灾害救助缺乏系统的制度规定,自发无序、救灾效果不明显等问题逐渐显现。因此,以汶川地震以后芦山地震、岷漳地震、鲁甸地震三次重大自然灾害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为典型案例,根据当地社会组织的发育情况和政府部门的协调能力,探讨和总结出群团组织协调模式、半官方NGO协调模式、民政部门协调模式三种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出针对灾害救助中各阶段的不同特点,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形成深度良性互动,进而能够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的差异化立体灾害救助模式。     

《综合减灾法》的立法构想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在效力等级与调整内容上的缺陷与现行的大量分灾种单行法标志着《综合减灾法》的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该法在科学揭示减灾体系的特征、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建立以防御、救助、重建三个系列为主干的综合性减灾法律体系,将有效调控、保障与监督我国的灾害防减工作。     

德国灾害救助及社会工作介入

一、德国的灾害救助体系 德国在应急管理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专门法律、法规，保障应急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德国联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对灾难事故的处置作了明确规定，各州也都制订了专门的应急管理法律，以法律形式规范、指导、协调社会各方面应对灾难事故。     

日本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问题研究

近年来,为应对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本开始推行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以便应对财政不足,缓解7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膨胀问题。该制度实施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该制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