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隋文帝并省州县说辨误”

隋朝统一后,在政治经济领域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场改革,岑仲勉先生曾经将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帝时期,主要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郡一级,直接以州领县;二是炀帝时期,主要是大规模地并省州县机构。前一阶段改革,已普遍为人们重视,但对后一阶段改革,在当前流行的各种通史、断代史著作中,却有误解,有些误以为炀帝的“并省州县”也是文帝所为。这种误解从五十年代就已产生,直到近年新出版的教科书中依然有所反映。     

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

《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朝在海南的建置有“珠崖郡”及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十县。本文认为 :该志所载有误 ;隋朝二世均在海南建置地方行政机构 ,其中 ,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 ;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 ,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三郡即珠崖、儋耳、临振郡 ;十县即义伦、昌化、感恩、毗善、宁远、延德、澄迈、舍城、临川、陵水县。     

“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蓬勃兴起的各类市镇,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各有千秋,在行政管理机制上也各具特色。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实践表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的直接延伸,绝非只到县一级为止,而是毫无疑问延伸到了县以下,突破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政府对江南市镇多类型、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相对灵活性,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同类型的市镇管理特点及官员理政实态做相关分析,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在传统国家行政框架之下,政府行政机构在融合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职能空间将多有启迪。     

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秦代地方官员的文书传递职权——以里耶秦简异地同级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由里耶秦简可知,秦代乡官、县属吏、县尉间的绝大多数文书往来,均需经由县令、县丞转送;乡官、县属吏、县尉没有自主收发县外文书的职权,这一权力掌握在县令、县丞那里;县令、县丞能越过所属郡直接与外郡县令、县丞乃至郡守、郡尉以文书联系;目前所见,唯有文书传达目的县未明或目的县为同郡的所有属县时,跨郡的涉县文书才需要通过目的县所属郡的郡守或郡尉来转发;秦代县间的文书往来,一般遵循"县令→县令""县丞→县丞"的对等文书收发原则,但当县令、县丞中一方不在署或空缺时,另一方可代替其处理文书。这一变通亦适用在二者同上级的文书来往中。整体而言,县令、县丞处在秦代地方文书行政中的中心位置。     

陕北行政建置历史沿革考略

据传 ,夏初陕北属雍州之域 ;商周时期属统治薄弱之地 ,鬼方、犬戎、猃狁、白狄等少数民族先后占据陕北 ;秦汉以后 ,统治者在陕北都有行政建置 ,封建社会 ,陕北的郡、府、县、道废设无常 ,屡有变迁。民国时期 ,陕甘宁边区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陕北的行政建置也有很大变化     

阿宾顿的小政府和大社会

阿宾顿镇属英国牛津郡，在伦敦西北面约100公里的地方。现有人口约34500人，面积2404英亩(近10平方公里)。在行政层级的划分上，英国基本上采取中央、郡、区(DISTRICT)、镇四级，阿宾顿镇属于最基层。在英国的乡村地区，与镇同是最基层的行政区划还有区(PARISH)，区的人口数量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人。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     

论异国人才对秦崛起及统一的贡献

人才是促使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之一,在以争霸称雄为主旋律的春秋战国时代, 人才的向背对各国的荣辱兴衰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秦通过长期大胆地引进、重用异国人才,扭转了本土人才匮乏的不利局势,使天下人才济济于秦.史实证明,异国人才是成就秦国兴起、发展以至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异国人才对秦国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秦国的政治改革、军事强盛、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也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里耶秦简研究述评

学界对里耶秦简职官、行政、法律、户籍、历史地理、祭祀、邮驿等文书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的里耶秦简牍释文来看,它还广泛涉及秦代经济的诸多方面,但目前学界对里耶秦简经济简的关注不够,研究很薄弱,里耶秦简经济文书有待深入系统研究。     

周秦时期的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健身启示

周秦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周秦时期养生思想的发展动力、产生的理论基础,寻求周秦养生思想与现代社会健身理念的挈合点：遵循良好生活规律,适可而止、适度及循序渐进的思想;养生、养心、养性、养情、养神协调平衡发展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思想等健身的理念。     

秦帝国的功业观

秦帝国建立之后,为了寻求统治的合理性,从思想上对其功业予以阐发,肯定功业的伟大性,显示功业的神圣性,弘扬功业的正义性,将现实成功与长远利益、个体人格与国家统治、天人关系与道德追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观念系统,这是战国时期功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秦汉由于家国不分、宫廷政治,致使中央政府体系中的宫官系统权力不断扩张。皇帝身边的官宦和中朝官以侧近皇帝而得政治任用,在中朝发展出尚书机构,逐渐取代外朝公卿机构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掌决策,外朝掌行政的管理机制。宫宦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西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     

里耶秦简所见县邑考

里耶简文所见秦县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阳陵、迁陵;其二,酉阳、零阳、孱陵、临沅、索、益阳;其三,鄢、销、江陵、竟陵;其四,昆阳邑、轵。通过对其职能及相互地域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以上县邑均处水陆要冲,是秦内史或中原阳陵与洞庭、苍梧郡之间用来传输军事物资、谪戍人员的重要中转站。     

辽宁省部分县(市)科技进步态势分析

县(市)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如何发挥科技对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成为县(市)政府部门的重要课题。通过对辽宁省部分县(市)科技进步态势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其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自主创新等指标的具体情况和基本特点,总结差距和不足,为各级政府制定县(市)科技进步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