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题材热透视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对于“文革”的那种激烈的怨恨情绪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趋于平缓,人们也开始有一种全面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文革”,这使得80年代对“文革”的零散性记录趋于系列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叶永烈的《“四人邦”全传》,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和“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的形式多视角全方位地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由他们的政治活动深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内心世界,“文革”中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如于会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象·实象·假象——“易象”与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理论的关系问题

《易传·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是一部“象”书,“易象”是其核心。“易象”的特点是通过描绘具体事物,构成种种形象逼真的“象”,以比喻、象征一定的道理,其具体方法有“实象”和“假象”之分,这与文学艺术的通过创造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思维和认识方式颇有一致之处。《易传》认识到了“易象”的这一特点,它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卦象”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取象”说和“言”“意”关系说,对“易象”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描述。《周易》虽然不是一部文学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文革瓷器”收藏家樊建川

四川省成都市的樊建川先生,他的“文革瓷器”收藏堪称全国第一。据海外权威文物拍卖机构估价,他的“文革瓷器”藏品的拍卖底价在目前绝对不会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 樊建川先生说:“我的‘文革瓷器’收藏其目的不是金钱,但藏品确实也成了我的一笔可观的财产。”确实他对于收藏有着一种独辟蹊径的理念。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长篇小说《桃源梦》的寓意解读

“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远去 ,但它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悲剧及其巨大影响 ,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当代作家而言 ,他们在创作“文革”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重点应当放在揭示“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现实土壤上 ,应当放在挖掘、反思“文革”的悲剧根源上。而不必以现在的种种眼光、标准为前提 ,去评价、衡量“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桃源梦》的作者借助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桃源梦”意象 ,通过合情合理的演绎 ,展现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梦成梦灭的历史 ;使人从中看出“文革”悲剧根源的所在 :无论多么理想的意识形态 ,如果长期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的支撑 ,定会遭到现实的拒斥。在迄今为止的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 ,《桃源梦》当属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 ,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高度评价     

小平,你好——王冬勝谈《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

香港电视台与康文署合办的“2002年十好书”推荐活动,特邀香港十位各行各业的精英荐书、谈书、引导读者由“自己的见识和经验”出发从书中获益。身为香港渣打银行行政总裁的王冬胜隆重推荐了毛毛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荐书的理由即有银行家的视角,又有深深的人文情怀……     

论“文革”时期的鲁迅研究

尽管“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篡党夺权政治目的需要，使鲁迅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坚持真理与正义的一批专家、学者，仍能顶住种种压力，在鲁迅研究和宏扬鲁迅精神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文章就此作了实事求是的、中肯的、令人信服的探索和研究。     

不愈的伤口——季羡林忆文革不寒而栗

巴金说，“‘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一代宗师季羡林说不。他把他在“文革”的血泪经历如实记录下来，这就是《牛棚杂忆》。书的封面上是一幅季老朴实而慈祥的半身像，还有两行醒目的文字，“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未曾打开书页，便有一种沉重感注满胸膛。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关于“郢书燕说”中的“说”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11月版《成语故事选》一书中,将成语“郢书燕说”写作“郢书燕悦”。将此故事中“燕相国受书而说之”写作“燕相国受书而悦之”,并且把“燕相国受书而说之”中的“说”解释为“高兴”。我认为,象这样写和作注都是错误的。     

浅谈“孰与”

在古代汉语的一种疑问句中,“孰”、“与”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孰与……”的习见格式。句中的“孰与”,从语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一种结构?从语义角度训释,它究竟表达怎样一种内容?对此,历代语法学者问或有所论述。如清人王引之在他的《经传释词》中说:“书传中言之‘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他认为“孰与”盖等于“何如”。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孰与’还可以组     

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评王小妮《1966年》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内,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文革因此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不同的作家都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别具一格,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围城》本事“夺胎换骨”考略

《围城》不像古代小说那样,明显引用他书材料,但是这并不表明《围城》没有使用他书的材料.其实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大量的名言隽句都是借用古代经史子集或外国典籍中的材料加以生发的,只不过由于作家的艺术手法非常高妙,让人不易察觉罢了.《围城》的本事大致是采用“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化用而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浅析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

岁月流逝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巳 2 5年了。随着思想的深化 ,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 ,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 ,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 ,要想不再“重食苦果” ,就必须认清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文革”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国内外学者对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原因 ,看法不一 ,但是 ,在毛泽东心目中 ,有一个最纯洁、最完善 ,“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毛泽东正是在积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过程中 ,逐渐走向“文革”之路。这个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 ,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 ,作用于毛泽东的内心 ,外化出许许多多的错误举动 ,最终铸成了伟人晚年的悲剧。     

品读“他们仨”

对于杨绛,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钱钟书的妻子,只读过她的《洗澡》。最近,看了她写的《我们仨》,对她连同她与钱钟书的女儿“他们仨”多了些了解。 　　　　　　　　　贤妻杨绛 易中天曾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说过,作为一个“贤妻”除了要孝敬公婆,还必须服从丈夫,这第一条杨绛做到了,她常去婆婆家“做媳妇”,但是杨绛绝不是一个对丈夫无条件服从的妻子。他们曾为了“bon”的读音吵过一架,结果杨绛赢了,但两人心中都不爽。后来,定下条约:以后各持异议,不必求同,这让人觉得杨绛刚硬十足,大有“我爱我夫,但我更爱真理”的味道。但杨绛也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