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重写上海: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沪语

上海电影和有关上海的电影将上海的文化影响带到全球,解读(重读)和书写(重写)上海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上海话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在电影中的巧妙运用全面展示了在国家、公共领域和所谓的历史客观文化的深层结构里存在着的那种地方性的、私人化的、原初自发的主观文化。     

全球化视阈中的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

电影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本土电影也日渐向全球化靠拢。虽然全球化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畅行无阻,但好莱坞电影并不能替代我们对本土文化、本土生活、本土经验的关注与书写。我们的电影首先是本土的,而后才是世界的。     

世博会影响下上海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提升

今年,上海地区的重大节事当属2010年世博会。对于上海世博会,国内有不少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本文以世博会为例,讨论了重大节事活动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城市形象是城市的巨大财富和无形资产,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它受到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上海以举办2010年世博会这一重大节事活动为契机,努力完善城市形象建设,并借助媒体报道扩大了上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全面提升上海的城市形象。     

话语权争夺:沙尘暴报道与城市形象构建——以兰州市为例

沙尘暴是兰州城市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从舆论引导的角度来看,单一真实的沙尘暴报道对兰州城市形象的建构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沙尘暴报道中既要对其出现的现象进行及时准确地报道,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挖掘,同时也要重视对话语权的争夺,拓宽报道题材,延伸报道主题,从而建构良好的兰州城市形象.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

电影《小时代》系列以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反,它是一种“小”叙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它也是消费时代的小叙述。《小时代》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选择“郭敬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了这群青少年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某种意义上,《小时代》是中小城市爱做梦的女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建构、镜像语言风格与“酷”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塑造了当下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疫病书写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麻风病、甲肝、“非典”等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疫病都有所书写,记录了中国人民与疫病抗争的不屈画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影像。从表现对象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类是以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背景进行的文学书写,一类是以想象的疫病为题材的寓言性书写 ,还有一类是对现实生活中疫病的直接书写。作为一种非常时期催生的非常文学,抗疫主题文学持守一定的叙事伦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抗疫主题文学除了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记录历史、建构文化记忆、反思灾难、审美救赎等文化功能。     

上海早期电影理论与城市文化建构 ——论上海早期电影理论的演进及对当下的启示

上海不仅是中国早期电影与电影理论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展示自己、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上海早期电影理论在其自身的发展演进中有一些悖论现象，同时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与城市文化建设具有密切关联。今天反观当时早期电影理论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早期电影理论对当今电影理论的发展、当下中国电影理论与智慧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加深两者的内涵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就迎来了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影响了现代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也体现了当时电影界进步的美学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集中地体现在海洋意象、海洋电影音乐以及海洋叙事风格三方面。海洋意象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内在情感中,参与了女性形象的建构。海洋音乐对电影叙事的多重表达,突出地体现在《渔光曲》中,通过电影声画的同步结合,形成了作为海洋电影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艺术特性。在叙事风格层面,海洋电影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向30年代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转化。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