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墓志之撰人及其相关问题

北朝墓志在墓志文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朝墓志的作者身份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因为作者身份的差异给北朝墓志的写作带来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北朝墓志中作者的署名方式代表了特定的目的和意义。     

北周《梁才墓志》考释

《梁才墓志》对于研究北朝后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对墓志进行了录文并对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考释,希望对北朝历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闾伯昇墓志所见的北魏柔然

安阳地区出土的间伯异墓志,以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透露出北朝晚期拓跋王朝与柔然民族结缘通好、相互孽乳的历史动态。墓志涉及了拓跋朝廷接与柔然贵族时高官厚禄、互通姻好的政治策略。     

《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

先秦至西汉,河洛是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又为政治中心,所以河洛文化对全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洛阳又几次遭战乱破坏,河洛文化是否衰落了呢?我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文化仍有重要的开拓和发展,这种开拓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江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以前,江南尚处于拓荒阶段,文化水平不高,河洛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不太时显。至魏晋时期,北方动乱,造成大量北人南迁,永嘉之乱以后达到高峰。据有人统计,自永嘉之乱迄刘宋之季,北人南迁的总数约90万左右,占当时南朝注籍人口的六分之一强,这种比例是很高的。当时门阀士族渡江南下的更多,《晋书·王导传》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西魏冯景之墓志所见中古寒士之升进

1993年西安出土的西魏冯景之墓志是了解中古北朝社会的重要资料,破解该墓志的锁钥是厘清志主在中古阀阅等级序列中的位置。通过核算世资,发现冯景之乃出身次等门第的寒士,这直接决定了他未来的仕途和人生轨迹。凭借府主、僚吏间缔结的君臣之义,仰赖重臣萧宝夤的提携,他得以摆脱家格门品的束缚,破例跻身流内士族行列。萧宝夤叛乱虽使其深受牵连,但魏末乱局却又带来起死回生的良机,他屡屡易府站队,此后扶摇直上、备受优礼,最终于西魏文帝大统初年一举奠定高门名望的地位,开启家族事业新篇章。墓志揭示出附庸关系下的权力寄生是寒士群体进身的快捷途径,其所反映的河间冯氏之变迁是探讨中古门第升降的生动实例。     

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北朝的经学与儒者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又转入北朝,与南朝对峙。于时“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然而,正是在这戎马纷争,干戈日举之乱世,汉族封建统治思想儒学复兴盛于北朝,并产生出一个新的经学学派,即后世所谓“北学”;同时,涌现出大批习礼诵经的儒者。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个“北学”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唐代崔沔撰文魏哲书丹的郑齐丘墓志

墓主郑齐丘 ,不见于文献 ,行事可补史。墓志为著名文学家崔沔 5 2岁挥就之佳作 ,由魏哲书丹上石 ,为大家书艺首次之披露 ,墓志之人物、文章、书法包含了鲜为人知的盛唐文化信息。     

卢元福墓志校补

卢元福墓志是涉及初唐史学的重要出土文献,但业已刊布的墓志图版极为模糊,约三分之一的志文无法辨识。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卢元福墓志拓片仅有个别文字缺失,故据之校录墓志全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疏证。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毀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內部新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词语拾遗

魏晋南北朝墓志是辞书编纂和修订以及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即选取其中若干词语进行诠释,以供<汉语大词典>编纂者以及汉语词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