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吴袭取江陵的军事谋略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吴蜀江陵之战堪称三国时代奇袭战例。在此役中,孙吴以周密的策划、诡秘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取江陵,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利益。因此,深入剖析这次战争双方的成败经验,尤其是孙吴的成功之处,对于发掘和继承我国优秀的军事学遗产是不无裨益的。 一、蜀吴江陵之战述要 自古兵家重荆州。荆州不仅是中南的政治经济重心,而且是南北军事战略要冲。它南依长江天堑,北扼中原门户襄樊,西据夷陵、三峡之险,东连昊会之地,攻守皆宜。荆州“沃野万里,士民殷富”,素有“用武     

《隆中对》“跨有荆益”得失再评说

本文认为：一、《隆中对》“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并非绝对相互排斥而是仍有共存的一面。赤壁之战前后，孙吴不仅是联盟的首倡者，而且对维护联盟的重要性有着清醒认识，对刘备亦持扶持态度。刘备入蜀后，双方在荆矛盾加深，但只要曹操这一主要威胁继续存在，双方均不敢轻易破坏联盟抗曹大局。二、如果不是关羽一系列失误给孙权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孙权不敢贸然进攻荆州，因为他既无必胜把握，更不愿两败俱伤而让曹操坐收渔利。刘备荆州之失并非是由荆益之间地理条件的不利因素所“注定”，而是在“人谋”上输给了孙权。     

孙权与吴蜀联盟

自公元189年董卓入关,各地军事集团发生混战之后,东汉统一政权随之瓦解。经过一个阶段的角逐争夺,逐渐形成了三个大的军事实力集团,公元220-221年之间,相继正式建国,即魏、蜀,吴三国。三国的出现与存在,既有客观上的历史条件,也有各个政权主观上--即内政、外交政策的作用,而吴蜀(孙、刘)的联盟则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吴蜀联盟不仅关系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     

"借荆州"三辨

考诸史料,“借荆州”实有其事,不光孙吴如是说,刘备、曹魏也不否认,陈寿、司马光亦予肯定。“借荆州”指孙权将南郡的江陵、夷陵等地交由刘备管辖和认可刘备对“江南四郡”的占领;将南郡江陵之地称荆州为当时的习惯。之所以要“借荆州”,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刘备失去了在孙刘联盟中与孙权的平等地位,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刘备通过“借荆州”摆脱孙权的限制,使自己“名”与“实”统一。     

《隆中对》“跨有荆益”得失再评说

本文认为:一、《隆中对》“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并非绝对相互排斥而是仍有共存的一面。赤壁之战前后,孙吴不仅是联盟的首倡者,而且对维护联盟的重要性有着清醒认识,对刘备亦持扶持态度。刘备入蜀后,双方在荆矛盾加深,但只要曹操这一主要威胁继续存在,双方均不敢轻易破坏联盟抗曹大局。二、如果不是关羽一系列失误给孙权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孙权不敢贸然进攻荆州,因为他既无必胜把握,更不愿两败俱伤而让曹操坐收渔利。刘备荆州之失并非是由荆益之间地理条件的不利因素所“注定”,而是在“人谋”上输给了孙权。     

均势与制衡--三国鼎立时期孙吴外交思想研究

均势、制衡的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特定的“国际”环境为这一理论的践行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拟以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为例,分析、探讨这一外交战略存在的必要性、现实条件及其价值、意义。     

孙吴谋荆州述论

孙吴谋荆州述论杨洪权荆州为东汉末年热点地区，为三国鼎立症结所在。因陈寿为蜀汉人，故国之情使其在《三国志》中叙事先蜀后吴，述蜀、吴荆州之争含糊其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孙吴谋荆州过程，辨明一些史实，以厘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借荆州之非”条①，加深对荆州争...     

论孙权的统一策略

孙权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对内发展农业生产、镇抚山越、占有荆州、举贤任能、重视人才,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对外则与蜀联盟、联络辽东、北攻曹魏等等,企图实现对全国的统一。从统一策略的角度,对孙权的统一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的探讨和总结,有助于加深对孙吴政权的认识和了解。     

三国时的校事与司法

三国时的曹魏、孙吴都设有“校事”一职。曹魏的校事主要职掌是“刺举”,在孙吴则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外加“刺举”,这些职掌无疑与司法机关、监察机关的职权发生冲突。但两国的君主囿于其利,久久不予废除。这无形中加剧了政权的运转矛盾,加速了两国政权的权力旁落或灭亡。虽然,校事制度在两国最终被废除,但其对后世的特务机关的影响却不容低估。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     

论爱国统战联盟的本质、途径及跨世纪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所运筹的统一战线，本质上都是为了执行党的总路线 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着力解决“人权（包括民权）”、“政权”、“主权”问题的，只 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由此而规定的统战联盟途径则有着不同特 色。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的爱国统战联盟的本质特征是从高层次上 维护国权、弘扬国威、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联盟的途径特征则是法规法理、 有序规范。     

全公主与孙吴政权

全公主乃吴主孙权的长公主,重臣全琮之妻。由于特殊的身分及善于运用政治权术,其在“二宫构争”和孙亮继位等孙吴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政局的走向。孙吴政权随着她的势力的兴盛而矛盾蜂起;随着她的势力没落而趋向灭亡。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人才籍贯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统计学方法来探求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人才籍贯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孙吴和蜀汉的统治者均依靠旧部打天下,旧部和新部结合治理国家。两国的人才依籍贯地缘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执政者对各人才集团的倚重程度并不相同,且随具体情况而有变动。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不同州郡县的人才在两国中所占的比重很不平衡。孙吴政权大量起用宗室人才,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而蜀汉政权的宗室人才则很少,任用也有限。孙吴人才多来自社会上层豪族,包括北方流寓地主与江东世家大族;而蜀汉人才多是随刘备打天下和治江山的各地豪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孙氏父子与江东世家大族大力合作,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总体而言,东吴较好地完成了人才本土化进程;而蜀汉执政者对益州本地人才以打压为主,拉拢为辅,没有实现人才的本土化。     

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探析

赤壁之战后 ,孙权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考虑 ,建都建业。随着孙、刘关系的紧张 ,孙权移都武昌 ,为击败刘备集团、巩固长江上游局势奠定了基础。夷陵之战后 ,孙权为了维持与蜀汉的联盟关系 ,还都于建业。蜀汉灭亡后不久 ,孙皓即从建业移都武昌 ,以增强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 ,然由于江东大族的反对 ,他不得不撤还建业。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事实说明 ,决定孙吴建都地点的是政治、军事因素 ,而不是传统所谓的经济因素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三国时期的荆襄之战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死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①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着。本文试图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

在从孙吴立国到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从孙策时期彼此试探并渐渐靠拢,到孙权时期的全面合作及孙权对吴地大姓的一系列打击,再到三嗣主时期彼此之间的面和心背,双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而陆逊之死也应该放在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大背景下考察。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西双版纳傣族究竟何时进入封建社会?

西双版纳的傣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两个地方性的政权,即唐代南诏统治时期的“茫乃道”政权和宋代后期的“景陇金殿国”政权。多数学者都将后一政权作为傣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部落联盟组织,当作傣族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主要依据,认为傣族社会在元末明初之际才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我以为只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唐宋时期的傣族历史材料,并和解放前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