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不足”说质疑

<正> 所谓“三不足”说,史学界差不多一致认为是王安石本人提出来的。例如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王文公集》的前言,就这么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晋阳学刊》,刊登了顾全芳同志的《评王安石变法》一文,也说:“变法期间,相传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所谓的‘三不足’精神,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与《汉字拼音化指谬》商榷

近读王文元先生下文简作“王君”)在《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发表的《汉字拼音化指谬——兼及东西方文字之优劣》下文简称《指谬》),心中有许多疑惑与不解,现列出数条下面小标题引语和正文仅注页码的话均见于《指谬》一文)与先生商榷。在讨论正文以前,首先要指出王文文题后半段“兼及东西方文字之优劣”)的说法很不实事求是。东方和西方都有很多种文字,各有各的特点,笼统地比较东西方文字的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劣,见下文),王文根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何况将东西方文字对立,这本身就很不科学。一、“‘文字学’不完全算科学”…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上博简拾零

异文即从二止。字下部止的写法与 2号之近、道所从相同。5 .《性情论》 8号“是以敬安” ,释文读“安”为焉 ,虚词 ,而注文又曰“‘敬安’二字见于《荀子·君道》” ,其文曰“敬而安之”或“安敬之” ,“安”乃一实词。释文与注文相矛盾 ,依文义及句子语气 ,当以读焉为是。上博简拾零@陈英杰$中山大学中文系上博简;;《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①②③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见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义文及注解》。 ④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71页《缁衣》篇前的《说明》。…     

如何论证双包责任制与公共积累的关系——同陈力同志兼与刘政同志商榷

陈力同志《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双包’以后仍应坚持提留公共积累,而且这是‘双包’后的经济性质最终是否改变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刘政同志提出了异议,(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也谈“双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公共积累问题》,以下简称“刘文”)认为“积累属于分配范畴,因此,不能把提留公其积累作为衡量‘双包’生产责任制经济性质的标准”,因为“经营管理制度的经济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是由分配关系决定的”。这种论断,是难以苟同的。     

再谈关于评价李白王维山水诗的问题

<正> 《齐鲁学刊》1989年3期赵玉桢同志的《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以下简称《要》文)对拙文《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齐鲁学刊》1987年3期)提出商榷。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再次申述个人的意见,请大家指正。1 《要》文在反驳我的意见时,抽出拙文所举诗例,说什么拙文“以李白‘游历大半个中国’、‘目击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来说明‘李白对祖国山水和自然的感受是深入细致的,较王维毫不逊色’,这样的分析,不能令人信服。”《要》文将拙文腰斩,而后断章取义地给予反驳,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     

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白永秀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发表了白永秀同志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异同分析”一文(以下简称“白文”)。对于该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就教于白永秀同志和理论界同行。     

也谈社会心理——与王桂娥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王桂娥同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范畴》一文(《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颇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这一基础理论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兴趣。现就王文论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谈点不同的认识,和王桂娥同志商榷,并求教于哲学界同仁。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社会心理作专门的论述吗? 王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的论述,甚至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心理’一词。……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社会心理范畴,……引进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压根儿没有论述“社会心理”,我认为,这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一步探讨。     

认识是‘社会活动’吗?

刘星翔同志于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新华文摘》同年八月号予以转载)发表了“对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我对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是同意的,但是又觉得“商榷”一文的结论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也谈“客观性”范畴最基本的含义——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王永昌同志的文章《“客观性”范畴初探》(见《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对“客观性”范畴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些探讨。王文在对“客观性”范畴作了一番分析后提出:“‘客观性’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某物不依赖于另一物的一种属性和意义,即某物具有不依赖于另一物而存在的一种‘两物’相互关系中所显示、体现和表露出来的特性。”并且认为这是“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述”而得出的     

“一分为二”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吗?——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陈祖华同志在《关于“一分为二”》一文(《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多次谈到的‘一分为二’,都是指矛盾普遍性而言的”,“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就意味着舍弃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提出来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催”字的用法及其他——释《凉州词》中的“欲饮琵琶马上催”

<正> 前些年,在《文学遗产》上先后读到对于王翰《凉州词》中“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语和整个这首诗的不同解释。富寿荪同志认为,“‘催’字是作‘侑’义”,“此诗是写将士的豪情:葡萄美酒,夜光玉怀,而又有琵琶侑觞,于是兴高彩烈,尽情纵饮”(《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廖仲安同志则赞同把马上弹奏琵琶解为“催促征人出征”的说法,并说:“‘催’字在有的地方有‘侑’字之义,但在这里,恰恰不能作‘侑’字解释”(《文学遗     

《一把珍贵的佩剑》质疑

《人文杂志》1983年第1期《一把珍贵的佩剑》(以下简称佩剑》)一文,根据剑身两边轧有“坚守西安革命胜利八周纪念”和“寿珊同志佩众志成城杨虎城赠”等字样,认为“八周纪念”即“八周年纪念”;因甄寿珊早在1930年被杨虎城枪杀,故断言“‘珊’系‘山’之误”,此剑不是杨虎城赠与甄寿珊,而是赠与赵寿山的。     

“安刘必勃”辨

前几年,汉高祖刘邦的临终遗言“安刘必勃”,曾被一些同志大加印证,广为宣传。我们重新考察了有关的历史事实,认为这句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安刘必勃”一语见于《史记·高祖本记》吕后问相一节,原文如下:“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肖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重点笔者加)。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贵刊1981年第9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作者李壮鹰)一文有一条引文有误。该文曰:“刘勰之后,不少人都提到过艺术构思的‘虚静’问题。皎然《诗式》云:‘有时意静神至,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意静’,即诗人内心的‘虚静’;‘神至’,即意识活动以理智为主宰。”按:皎然《诗式》作“意静神王”,而非“意静神至”。该文作者未注明版本,不知“神至”一语本诸何处。查《历代诗话》上,第31页,《诗式·取境》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文论选》二,第76页《诗式·取境》条皆作“意静神王”,唯有罗根泽先生的《中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李金坤陈建生同志《＜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一文（《晋阳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以下称“陈文”），将《毛诗序》以来“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的定论一笔抹倒，而提出了“《硕鼠》是一篇祈鼠...     

“斯罗”是“死乐”的谐音吗?

<正> 贵刊八○年第一期刊登的《方苞<狱中杂记>中的几个词语》一文里关于“斯罗”一词的解释,似有不当,笔者愿提出来与阎、刘二同志商榷。阎文认为“课文中的‘斯罗’当是‘死乐’的谐音,是行刑者的行话”。根据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