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审计师变更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年到2003年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审计师变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概率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2）上一年度“不清洁”审计意见的严厉程度越高．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3）其它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的减少．大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的增强会显著降低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为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增加大股东相互制衡能力来改善独立审计执业环境。保证其监督机制作用的改革思路提供了实证证据。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公司价值: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计量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并考察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作者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非线性曲线关系.     

基于政治视角的CEO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合理制定CEO薪酬,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本文基于政治视角--CEO是否是政府指定,以西北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了可能影响西北上市公司CEO薪酬的不同变量,着重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家股、两职分离和CEO是否是政府指定第7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股、两职分离、CEO是政府是指定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两职分离.     

后MBO上市公司进行高现金分红了吗

后MBO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象是公司股利政策和MBo研究的一个交叉点.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后MBO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家数占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都高于上市公司总体.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平均也高于总体.后MBO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累积、资产规模等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发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MBO会导致公司高现金分红或称"恶性分红"的命题,认为MBO公司一直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息分配,并未因股权变更而改变股利政策.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类公司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类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条件下,公司信息透明度越差,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越严重.该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改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二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减少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可能性.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税率调整和资本结构变动——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事件,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由于取消“先征后返”优惠政策提高了公司税率,它们相应地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结构理论。同时,本文还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其提高财务杠杆的方法是增加公司债务融资,而不是降低所有者权益,这一结论与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事实相一致。本文是第一篇直接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调整与资本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论文,它运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公司税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证据;同时,本文首次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税率发生变化时的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乃至财务行为的改进提供重要的依据。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受限股解禁的信号传递模型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于2007年1月开始陆续解禁流通。本文构建了一个受限股解禁的信号传递模型,证明了分离均衡在现实中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可以通过第一大股东减持比例来评价公司价值,从而分离出公司真实类型,并通过股票价格将其均衡策略反映出来。     

IPO股利承诺制度与投资者保护——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

分红权作为投资者的基本权利,对投资者尤为重要,但一些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侵害。为此,证监会于2011年提出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市后3年的股利分配做出自愿性承诺。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控股股东在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在上市后3年内不能自由流通。基于这样的制度背景,以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推出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投资者保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检验政策的传导路径。选取2006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披露的、控股股份无法公开流通的两个“3年”特征,将上市不足3年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IPO股利承诺制度存在两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可归纳为增加收益和抑制掏空;该制度显著降低了实验组公司的现金股利水平,是因抑制掏空效应较强所导致的,不代表制度失效;政策效应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增加收益,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为抑制掏空。进一步检验发现,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加,政策效应出现衰减,在上市满3年后彻底消失。并且,股利承诺力度与上市后的股利...     

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和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影响

本文专注于企业经常发生的四种关联交易:关联销售、采购、提供及接受劳务.研究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时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时此类关联交易发生的规模,以及关联销售收入持续性的影响.根据中国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2002-2004年报披露的10大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信息,作者调整计算前两大股东集团的控股比例,并且将第二大股东集团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公司定义为具有股权制衡的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股权制衡的企业关联交易规模比较小,此外.利用年报附录中披露的关联交易详细信息,本文将关联交易区分为与第一大股东集团发生的以及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发现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规模的抑制作用仅仅是由于与第一大股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减少所导致的,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规模并不受股权制衡的影响.最后,文章还将公司的销售分为两部分:与关联方进行的销售以及与非关联方的销售,研究股权制衡对各自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制衡可以提高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具有股权制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体现出更强的持续性.     

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考虑到我国普遍存在大股东集中持股的客观现实,基于大股东"掏空"动机,区分大股东间"监督"与"合谋"两种不同关系,本文构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理论模型,并结合该模型的理论涵义推演出研究假设.以1999-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都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此外,当公司的终极控制为国有性质的时候,内部董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更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则更少.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理论预期.表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能够揭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同时印证了模型构建的正确性.     

现金分红的连续性、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基于面板结构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8-2009年间我国13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按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和派现行为是否连续对样本进行了划分,运用面板的结构VAR模型研究了现金股利、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基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本文对连续派现的公司和非连续派现的公司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非连续派现公司的投资挤占了现金股利的积极效应,并给公司价值带来了负的冲击效应,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与投资存在相互促进的效应,公司价值对投资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正;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整体上投资对现金分红冲击的响应函数值为负,其对公司价值的冲击效应也为负;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连续派现公司的现金分红具有抑制过度投资的效应,但其对投资波动的影响作用较小,若对非连续派现的公司实施以分红为条件的融资政策,则可能会制约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