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理性、分权制衡——孟德斯鸩政治正义观探究

政治正义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直到近代才基本上有了其独立的内涵。孟德斯鸠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他的政治正义观以自由为中心、以理性为指导、以分权制衡为保障，成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自由、理性、分权制衡--孟德斯鸠政治正义观探究

政治正义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直到近代才基本上有了其独立的内涵.孟德斯鸠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他的政治正义观以自由为中心、以理性为指导、以分权制衡为保障,成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再论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由刘涌案和辛普森案引发的思考

刘涌案和辛普森案都轰动一时,都引发了社会对正义的激烈讨论,两案不同的判决体现了中外对于正义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的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对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成本高低的不同判断。法治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不能"重结果、轻程序",程序正义有其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和谐社会建设中法治文化基本问题研究

运用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以正义为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的基本问题.结果表明: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它是以正义为价值取向、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性法律文化状态;它有利于公民遵守法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文化的构成体系是以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为核心形成的有机文化联系整体.以上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指明路径.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道德祛魅与人性张扬:民法人格价值论纲

考稽近代民法以来人性理论与民法之关系 ,必须寻求一个价值平台或介质 ,罗马法虽然以法律形式确证了私法权利 ,但却未能从深层次领域阐释私法权利存在之必然性 ,正义理念也必须依赖于自然法与神之秩序。近代民法以近代哲学之转型为契机 ,从人性角度论证了传统私法制度存在之合理性与合法性 ,更进一步确证了人性与民法价值体系与诸项制度之间之必然因果 ,上述成就之取得均有赖于近代民法对人格制度之近代化改造与创新。本文以近代民法为基点 ,参酌罗马法之近代演化 ,重点探析民法学人格制度之历史构造及其演绎历程 ,进而辨明人格制度之价值基础 ,阐释人性与人格在近代民法中的相互融汇过程 ,最终为近代民法本体论转型之必然性作出合于历史理性之诠释 ,并就民法学研究中相关误区进行证伪解蔽。     

论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

法律程序的价值问题近年来在我国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 ,并已经影响到法律实务。本文以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和英美国家的正当法律程序理论为基础 ,从正义、理性、人权、法治等方面对法律程序的独立法律价值进行了论述     

试论现代司法理念的发展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律文明的发展赋予司法公正新的涵义--以实体与程序的和谐统一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为实现司法公正,亟待构建制度保障体系,即以法律自治与司法独立为基础实现公正、以实体与程序的公开为形式促进公正、以司法效率的提高为目标保障公正,以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对法律文书格式的法理学思考

格式对于包括法律文书在内的一切公文具有特殊意义。法律文书格式是形式正义的载体,具有“过程价值”。但它不仅仅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工具,更具有效率、理性等自身价值。法律文书格式化旨在为使用者提供能重复使用的程式。在一次次的重复使用过程中,部分实现了同样事情同样对待。法律文书格式目前未能受到应有重视,其根源在于人们未能摆脱二千多年来重实质正义、轻形式正义的法律传统的影响。     

文化经济的人类学分析

文化经济是人类学与经济学交融的产物，它颠覆了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作为文化经济主体的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文化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以人文精神为深层动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文化经济建设要求在体制上建立民主制，形成制度文化，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保障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     

韦伯的法律社会哲学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17期上发表文章，首先介绍韦伯的生平与著作，其次提及韦 伯“三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介绍韦伯对法律采取4种不同的分类：形式的非理性的法 律；实质的非理性的法律；实质兼理性的法律；形式兼理性的法律。他认为欧洲法律演变的 历史，便是从上面第1点发展到第4点的过程。欧洲近世文明发展到富有逻辑的形式之理性， 造成法律的优势，也是法治的基础。在欧洲从事法律的工作者(司法人员、立法、执法与解 释法律的专业者)使法律成为社会规范独立自主的机制，法律理念变成社会重大的价值。此 外，本文还讨论韦伯…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困境反思与进路完善

听证制度发轫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在吸收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后进入立法领域。该制度在我国发展迅速,甚至出现了网络听证。但是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滞后性以及商品经济的不成熟使得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先天不足。长期以来的精英政治以及近几十年来公众参与政治被误导,再加上立法听证重功能轻价值的工具主义盛行,该制度在我国运行面临诸多困境。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的基石,能引导政府主导权威向理性权威过渡。程序理念在确立交涉规则的同时又体现了立法听证过程中分化与独立的价值,促进了理性选择结果的产生。在程序理念深入和推广的大环境下,一部统一完善的立法听证规则呼之欲出。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家族社会、专制王权和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实质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互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已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试论侦察人员出庭作证

我国侦察人员不出庭作证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和实践上的原因。侦察人员不出庭作证不利于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从侦察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设计、权利义务、作证内容、法律保障等方面浅谈了一般看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西部乡村法制建设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产生冲突的实质和原因在于: 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 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 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促使二者融合, 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途径是: 开展调查;合理使用民族自治区域法律变通权;确立习惯法有限适用原则; 实施社区实验示范引导制订乡规民约。     

从文化史看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艰难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极辉煌灿烂 ,但却不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以及封建文化专制的束缚 ,是阻碍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发展的重要原因。     

孟德斯鸠中国法律观的洞见与误读——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反思

作为世界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中国政体观与法律观具有深远影响。孟德斯鸠构建了近代经典的政体类型学,他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模式,并探讨了它们各自具有的德性、荣誉和恐怖的精神原则。他判定传统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典型,其法度构建体现了专制的恐怖精神,并与礼教紧密互动。传统中国有关政体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氏言说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批判专制、革命变法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思想界亦开始了有关政体问题的深度研究。但其中国法律观灼见与偏见交集,洞察与误读共有,具有双重性。其误读的原因多样,既有因资料缺失而对中国刑罚的失真观察,也有方法论上的以偏概全,如以中国奸商为例批判中国普遍国民性,更多还出自东西文明比较的文化偏见。孟德斯鸠中国法律观因而成为东方专制主义与法律东方主义的重要源头与范本之一,对此需要理性对待与清醒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