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

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 ,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 ,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 ,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 ,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周族与西戎

综观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历史，他们的兴起都有戎夷相辅助，它们的灭亡也都有戎夷力量参与其间。而夏、商、周三族与四夷的关系之中，以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周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西戎关系至为密切，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推测周、戎关系的古老因缘周族和西戎都与上古的炎黄部族具有渊源关系。根据上古传说，黄帝、炎帝部族活动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它们与活动于海岱地区的太吴、少吴分别为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首领。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     

梁山伯考

关于梁祝传说中的主要人物梁山伯的身份,历来说法不同,揆诸史实,梁山伯的原型极有可能为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死后所葬地修陵,位于丹阳胡桥镇,传说中的梁山伯亦多有死后葬于胡桥镇的说法;宁波梁圣君庙碑记所载"梁王祠"以及梁山伯能够祈得雨水等记载,均与梁武帝有关;宁波梁祝庙中供奉的神奇人物沙老元帅其原型当为梁武帝部将陈庆之。因此,世上不存在真正的梁山伯墓。梁武帝被附会成梁山伯与孙皓封禅建立的山神庙(梁山伯庙)被后人改作"梁王祠"有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关联并非偶然,祝英台(地名)与梁武帝的郊坛因地理关系,容易被联系在一起,也为梁祝同学读书的传说提供了土壤。梁山伯原型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梁祝传说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揭开了传说中的祝英台为何是会稽上虞人的身世之谜。     

戎夏一源说续论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戎夏一源说,颇为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古音戎、庸、崇、嵩、崧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读音,古代戎之读音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庸之本义为垣墉,为城垣,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因此,鲧、禹作城的传说基本可以断定夏族也是戎族,之后在夏族的分化迁徙中,夏戎开始分离,戎、夏语义由相一到分离与夏族移徙和戎族分化的背景有关。     

商先与东夷的关系

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故其主要同盟力量在东方。只是到了夏代，商部族的华夏化程度日深，其与“九夷”发生差别。夏王朝对东夷失控的同时，商王朝得以兴起。商由东向西灭夏后，东夷也逐渐西迁，以后又回迁东方。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从早期族群交流看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依据

大禹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其早期史实依据,并且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此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义的释读

猕猴与罗刹女交配繁衍藏人通常被看做是有关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本文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此传说并非神话 ,而是藏族的重要祖源传说 ,是关涉藏族起源真相的具有实际含义的文本。文章指出 ,传说中的“猕猴”与“罗刹女”是血缘图腾符号 ,“罗刹女”种系人群应为藏地土著 ,“猕猴”种系人群则出自东部横断山区 ,二者结合的传说实际上隐含着远古两地氏族之间的联姻。这一内涵与藏文史料中关于藏地最初四大或六大氏族中曾存在藏地腹心地区同横断山区氏族相互联姻的史实记载一致 ,二者逻辑结构、族群背景与地望均完全对应。文章还对此传说在藏族起源研究上的价值及所预示的新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     

夏人的形成及其神话论略

夏人源于黄帝一族,兴盛于中原一带。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夏人是一个崇龙的民族,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他们把祖先视为社神,认为王权神授。这是夏朝或夏人的神话,它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其在夏朝兴盛与夏人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作用。     

《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

五服制是《禹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可以看出《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等特征。     

西域传说中的特殊国度

无论是正史"四夷传"还是地理博物类小说所记载的西域地区,都存在着小人国与女儿国这样的特殊国度。小人国的传说既有西南地区僬侥国的史实依据,也深受小大之言等俳词传统的影响;女儿国的传说既有西藏地区东女国的现实投影,也反映了印度传说的流播与接受;西域地区的特殊性使得这些传说在此地汇聚。这些传说除了满足好奇心与求知欲以外,更潜隐着通过强调他族的异质性以凝聚本族的文化功能.     

论北朝西部母权制遗风及其对唐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大量史实,考察北朝时期中国西部的母权制遗风及其对北朝至唐代社会思想、文化和人们心理素质的影响,从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探索北朝思想文化与唐代思想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纳西族“三朵节”的由来

“三朵节”出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三朵”即“三朵”神,是传说中的纳西族人民至高的保护天神,是玉龙雪山的神灵——神化了的大自然的象征,世世代代代表着纳西族人民的崇拜与信仰。玉龙雪山是北温带最南沿的一座冰川,象高大     

我国远古龙族和凤族斗争初探

今天,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己逾十亿人口,几乎遍布寰球五大洲。这个伟大的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传说我国上古时代,在黄河流域生活着两大族团——龙族和凤族,后来经过争斗合二而一。闻一多先生指出:“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图们江沿岸朝鲜民族传说中的满族形象

在朝鲜咸镜北道和中国图们江沿岸朝鲜族民族传说中与满族人有关的故事或形象出现的频率颇高。综合史实从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可以认定清朝最重要的始祖努尔哈赤一族的发祥地是在包括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在内的图们江沿岸一带和中国延边地区 ,朝鲜王朝王室的祖先同努尔哈赤的先祖有着密切关系。传说中也表现了朝鲜人因“华夷之辨”思想而对女真人怀有的偏见。     

释“莫敖”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论著均以为楚国官制与中原各国相比,颇有差异,其中特别是“莫敖”和“令尹”二职,是楚国所独有的职官。实际上,楚官与中原各国基本一致,个别具有特殊名称,究其渊源所自,仍属夏、商、周二个体系;“莫敖”和“令尹”的由来,当可说明这一问题。周原甲骨上的“楚子来告”,充分反映西周初年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楚国官制直接受到西周王室的影响。     

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为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下宫之难”发生原因新探——对《史记·赵世家》的文字误读是导致争讼的根本原因

《史记·赵世家》对发生于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的记载,史家多以为与《左传》和《史记·晋世家》文字不合,认为司马迁记此尽采战国传说,妄诞不足为信史,使这一重要的历史史料成为不可采信的文学故事.其实这是由于后人对《赵世家》文字误读所致.“下宫之难”是春秋时期晋国卿族势力对晋国执政地位争夺导致的一场灾难性事件.晋景公三年屠岸贾与诸将攻赵氏下宫,罹难的唯有赵朔,赵同、赵括、赵耍齐不仅未与同难,而且共同参与了对赵朔的迫害,利用这场劫难实现夺嫡的目的.晋景公十七年,晋杀赵同、赵括,是这一事件的延续,韩厥为主使,以赵庄姬之谮为借口,在栾、郤为证的基础上,复立赵武,使赵盾、赵朔为赵氏嫡传地位得以延续.《左传》及其它先秦文献与《赵世家》叙述非但没有抵牾,且能证明“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史实的存在,司马迁的记载又能弥补《左传》等史料的缺失.     

何比干传说考论

何比干是汉武帝时的一位直臣,有关其遇神妪的传说散见于《三辅决录》、《何氏家传》、《晋中兴书》、《幽冥录》等唐前文献.隋唐以降,许多史注和类书,如《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对此皆有征引.何比干传说的发生与他六世孙何敞有着密切的关系,何敞敢于同外戚、宦官作斗争,其在史家和民间之中都拥有很高的声誉,围绕着何敞产生了一些神异故事,何比干传说就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说,何比干传说是在何敞声誉日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丰富了何敞的历史形象,进而神化了何氏一门在两汉世为名族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