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道德学的净化

本文阐述了西方伦理学史上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将道德学从属于知识论、柏拉图将道德学从属于政治学、快乐论将之归属于功利原则、基督教神学将道德学归为神学奴仆;在此基础上.文章追寻了西方道德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历史线索:从马基雅弗利、培尔到休谟,都试图区分道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康德则综合了三者:区分了政治学与道德学并使前者服从后者;区分了宗教与道德学并使后者高于前者;区分了知识学与道德学、特别是净化了行为的动机,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对净化道德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四大差异探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从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前者是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后者则是思考西方革命的问题;从所包含的内容看,前者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后者则思想庞杂、流派众多;从表现形态看,前者是几近一元的、单线式的,后者则是一源多流的;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前者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发展,后者则是在批判的同时创新.     

意识形态：概念分歧的背后——兼论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局限性

本文认为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表现为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的分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双方对“自由”及“强制”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学理辨析,是一个关涉着目前我国制度创新和社会重组所应遵循的理念原则的现实问题。     

大学解读中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基于纽曼、洪堡及克尔理念的比较分析

大学性质解读分歧的缘由之一在于方法论差异,即不同认知主体对大学的诠释选择了大学存在的不同维度。纽曼将大学看作传播和推广普遍知识而非增扩知识、理智开启而非道德教化的"博雅教育"场所;洪堡将大学视为首先是知识创造而不是知识传递,并通过知识创造培养人才,以达成心智和德性塑造的研究机构;克尔则将大学理解为不断被社会环境所同化,结构功能日趋复杂和多元,以至成为包罗万象的"巨型"组织。以上三种理解不仅依次代表了典型大学演进史中风格相异的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而且体现了大学认知与大学存在不同维度间的特殊选择和构造关系。纽曼理念刻画了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应当所是的理想状态,具有极端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特点;洪堡理念刻画了大学作为研究机构应当所是的理想状态,具有温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克尔理念刻画了大学作为利益相关者社会化了的生存场所实际所是的实然状态,具有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单一理性主义和单一自然主义对大学的解读不仅都存在认知缺陷,而且在实践上会导致大学存在的退化。前者因脱离生活实践而会使大学缺乏生机和社会意义;后者在市场化、商业化或学术资本主义的裹挟下,已使大学面临异化或消亡的威胁。抑制这种威胁的前提之一,是将大学的存在看作应然系统和实然系统的统一,并据此予以建设、运行和管理。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前者为后者作形象化的诠释。这就决定了艳情小说的创作心态是对房中之乐的鼓吹 ;表现手法是对房中术的图解 ;说教内容是对“于男有补”的张扬 ;性择标准是对性能力的看重     

论循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内在联系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和循环经济在现代经济系统中是互补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形式,使后者得以循环;后者是前者的内容,使前者承载更丰富的经济内容。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循环经济活动的量化和精确化成为可能,也使循环经济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只有借助网络经济,循环经济系统的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和彰显,网络经济对循环经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论道家思想的传播与文化走向——对李锦全先生道家研究的梳理

道家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播中分化为其意义演化和功能表达,前者是一个学理化的提升过程,后者是一个生活化的过程。在与主流文化的激荡过程中,道家文化的传播逐步潜层化。     

事业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的个性与共性

事业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除了具有许多共用的特征外 ,还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职业经理人的目标是在市场上盈利 ,事业经理人不仅在市场上盈利 ,还要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前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是以求得功名利禄为主 ,后者则还要求得事业价值 ;前者把短期利益看得很重 ,后者更看重长期利益 ;前者更追求残酷竞争 ,后者更追求“竞合”理念 ;前者在企业发展受阻时会选择“跳槽” ,后者会主动创造条件使企业进一步发展 ;前者给企业留下的常常是丰厚的物质财富 ,后者留下的还有精神财富     

法律解释中常用的逻辑方法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法律解释,按其解释的主体不同,分为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前者又称有权解释,后者又称无权解释。无论是法定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道德政治与功利政治:墨法两家治国理念之对比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国家治理模型。一种是墨家的道德政治,其基本理念是培养君子、尚贤尚同、崇尚节俭、兼爱非攻。另一种是法家的功利政治,其基本理念是依法治国、以术治臣、以势束己、富国强兵。从中国历史进程看,前者既不适用于社会转型期,也不大适用于社会稳定期;后者适用于社会转型期,有利于国际竞争,而不适用于社会稳定期。借鉴历史经验,因时而用,此乃长治久安之道。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者从“学理”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探讨,注重研究方法的特点、适用性、评估等,是一个方法综合体系;后者注重“实践”层面的方法。本文在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法论、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论概念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等方面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以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维度。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属实践方面的创新;后者是指总结中国实际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属理论方面的创新;前者为后者奠基,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升华,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并列的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国外教师导师制模式对比研究及启示

教师导师制是以学校为中心教师入职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国外较之国内在实践中更早的实施了多种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是传统指导模式与网络指导模式.前者是早期指导模式的典范,后者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在设计理念、操作难易度、见效快慢、关系延续和指导效果这五个方面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对这两种典型模式进行对比研究的目的是凸现两者的优缺点,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的师资发展服务.     

中国学在印度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近代。《辛格日记》(《在中国的十三个月》)是早期印度人对中国的宝贵记录。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应归功于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成立，对印度中国学研究贡献巨大。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得到许多著名人士的支持，如印度的甘地(M·K·Gandhi)、尼赫鲁(S·Nehru)及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戴季陶诸公。随着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学家和优秀学术成果。而谭云山和师觉月(P·C·Bagchi)则用力最勤、成果最著。当代，印度中国学研究方兴未艾。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学术思想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从哲学方面来观察,西方一些汉学家近年来研究中国学有三个新视角: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以迂回与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三是再度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这启示中国学者: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讨论与建设,努力寻求在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对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资源;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还要认真研究和发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

关于"经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可以简为"经济",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不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参看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所谓的"经世之学",又可以分为理论型与实践型两类,后者如明代丘溶的<大学衍义补>,以及其他与水利、漕运、盐法、钱法、军事等等有关的著述;至于前者,有人认为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是其代表作.     

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

本文以欧美生态批评理论为分析平台,梳理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的重要组成"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并提出了人文仿生学概念.自然写作通过学习自然的崇高及其深层结构、学习动物的生存智慧而使得人文仿生学与科学仿生学有了根本区别:前者的视野是宏阔的,后者的研究是微观的;前者是虚心向自然学习的,后者是对自然加以利用的;前者是生物中心主义的,后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前者是谦卑的,后者是傲慢的;前者帮助人类向自然学习如何在众生的网络中找到合适的生存位置,后者使人在从自然中得到了一些形而下的知识后,便把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踩在了脚下.由此,人文仿生学也力图通过生态性思维找寻挽救文艺颓势的良方.     

德育理解:跳出传统教育学思路

德育理解与自然科学学科教学理解不同,前者以价值为基础,后者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前者是对所讲内容的间接理解,后者是对所讲内容的直接理解.自然科学学科教学理解是认识再认识,德育理解是评价再评价.在德育中要防止价值观教育的静态化、对象化、手段化.     

江永《四声切韵表》及其继作述评

江永是一个著名的古音学家,字慎修,安徽婺源人,生于清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死于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写有《古韵标准》,分古韵为十三部,这部著作对清代以后研究古韵分部的人很有影响。他对等韵颇有研究,著有《音学辨微》和《四声切韵表》两书,前者是他分析等韵学理和其他音学问题的著作,对四声、平仄、字母、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