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佤族支系"巴饶"的含义及其形成

"巴饶"是佤族有一定影响和特色的支系,它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言之,萌芽于西汉,最终于明清之际形成,是佤族社会受自然和外部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天人合一"社会结构再探

从社会结构意义入手,提出其几何图象表述方法,着重勾画未来的"天人合一"复合式球体社会结构,探讨其源于原子--行星模型与自然现象"力"的相互作用融汇的机理.与过去已有的和其他新设想的社会结构比较,它具有十大优异之处.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以河北省为例

通过分析河北省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监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出其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状况,进而造成公司治理结构低下、内外部监管不能有效实施.强化内部控制与外部约束,使事前监管、事中监督而非事后惩治贯穿于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之中;重视公司社会责任,这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长效机制,而有效金融监管能够使二者良性互动.     

汉代告地书及其文体渊源述论

告地书是西汉初年使用比较普遍的随葬文书,它模仿地上通关文书"传"、"过所"的文本形式,借鉴政府公文在人世间的文体权威,向地下冥府告知死者户籍财产等信息,由此希望死者借此在阴阳两界顺利而合法地通行,且如愿入登冥府户籍,安于地下生活。告地书发生于户籍制度较为严格的西汉初期,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     

水灾与西汉荒政

西汉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灾荒频仍的时期。各类灾荒中,水灾对西汉的危害尤为严重,西汉一代不懈地同水患作出了英勇的斗争。西汉因而也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西汉政府在荒政上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对于西汉水灾与荒政的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因此,本文拟对西汉的水灾及其荒政举措作些研究,旨于探明西汉时期的水灾概况,阐明西汉的救灾措施及其社会功效,并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80后”新生代社会建设非职业化参与机制初探

"80后"青年成长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氛围中,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一定的社会行动力,但在社会建设参与方面他们的能量还没有得以有效释放。"80后"新生代非职业化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亟待完善,"80后"新生代的积极力量有待充分挖掘,要从各方面不断增强这一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其社会建设参与能力,使他们更好地投身到社会建设事业中去,实现自身成长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双重目标。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研究新解释———以“结构—功能”理论为框架

开放系统视野下的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具有一定合意性结构和功能有机组合的整体,在有效解释自身延续和发展内在动力和机理的同时,也提供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宏观和微观视野相通约的分析路径。通过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相应组织理论引入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研究,以"制度"话语框架的演化路径为时间纵轴和场域"行动者"网络系统意义建构逻辑为空间横轴,尝试建构起"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与功能转型"的立体分析框架。在整体把握转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演化基本规律同时,深入探析农村社会组织本体的"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形成的逻辑和模式,以实现重构转型期农村良性社会管理秩序及和谐的生活共同体环境目的。     

先秦“于”字比较句考察

先秦时期的"于"字比较句除表示差比意义外,还能灵活表达异比、同比、平比、极比、比拟等多种意义,这使它在古汉语中能满足基本的表达需要,因此使用普遍。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关于"于"字比较句功能的传统认识应该予以纠正。先秦"于"字比较句构成成分较为单纯,造成了其结构和语义表达的局限性,这是它后来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乎"字比较句的功能为"于"字比较句所涵盖,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从陵寝制度看汉文化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学术界有多次探讨。从陵寝制度着手分析汉文化的形成,其中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最大,此外通过对二者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西汉的陵寝制度是对秦始皇陵的继承和发展,并吸收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长城沿线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移动

古代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长城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汉长城中段位于阴山山脉,西段延伸到罗布泊。秦汉以后,由于森林破坏、毁草开荒及战争,长城中段南部大面积草原沙化,其西段河西走廊地区多处绿洲被迫废弃。其结果是秦汉以后的长城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汉长城相比,明长城中段向南退缩500千米,东段南迁100至300千米,西段则向东缩短了大约600千米。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