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王官文化与儒学的起源

《汉书》中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受到现代学者质疑,其中儒文化的起源得到深入讨论。历史地看,儒文化的起源和殷商遗民参与制订周礼有关。周礼的制订标志着中国王官文化体系的形成,其特点是将政治大一统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周礼蕴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给儒文化以永久的启示。儒道墨法各家中,只有儒家认同周代王官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也是儒学后来成为与中国传统政治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于巫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产生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说“先秦诸子出于王官”不如说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学术交融与早期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生成——以清华简《治政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间剑拔弩张。而清华简《治政之道》让我们看到了诸子融合互鉴的另一面。当时的学术交融,可分为“学有所主”与“学无所主”两种类型。同为融合,由于采撷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向。早期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模式,不是诸子互相排斥与彼此否定,而是“百川归海”式的融汇。突破不同学派的藩篱,淡化对道体的考察,转向君人南面之术,为国君提供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是早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与理论趋势。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讨论,不仅是对成立时间的不同判断,更涉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总体特色与历史演变的理解与认同。魏晋南北朝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已经明确,理论系统初步建构,并且产生代表性成果,可以视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文章学以诗赋骈文为中心。宋代以后,散体古文占据文坛中心地位,古文之学的兴盛引发中国文章学中心发生转移,并导致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变化。不能以古文文章学的成立等同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也难以称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文章"与"文章学"应视为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中国文章学系统兼具开放与稳定的特点。     

试论“史统散而小说兴”

春秋战国之际,走向解体的周代王官之学逐渐让位于以私人著书立说为特征的诸子之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延续了500多年的周代史官载记传统渐趋崩溃,因事而录的历史叙事模式和规范在事实上巳被打破,叙述行为中的主体性空前加强.大量存在干诸子著作中的主体性极强的叙述成分,即是中国古代稗史小说的初步形态.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多元嬗变后的苦结--"前选举社会"中国学术生成的范式分析

先秦"诸子学"以"温和的突破"为主,迎来学术全盛;秦汉经学以政治变动为生成演化之总枢纽,失落得学政不分;到了魏晋六朝,东西学理相荡,"玄学"独盛;迄于隋唐五代,集结"类书",归总学术,但创新不足,于是,"前选举社会"的传统学术出现了范式转换危机,这也就开启了中国学术步入"选举社会"的新课题,汉、宋转折,也就缘此而生.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和描述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理论之发生——兼论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在"实践的优先性"的思想主题上,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氏思想中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聚焦于理论之发生问题,便可看清这一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对峙,前者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雷福斯,后者的代表是劳斯和布莱特纳。在这两种竞争性方案中,转折模式比起拓展模式更具说服力。通过回应劳斯和布莱特纳的质疑,并且克服德雷福斯诠释中存在的不足,便可勾画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