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

儒家孝道伦理思想在古代中国社会里体现了传统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与专制政治纲纪的紧密结合。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宣告结束皇权专制统治以后,它仍然像幽灵一样缠绕于国人的脑际,成为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民族精神痼疾。历来的专制统治者,总是热衷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延续儒家孝道传统而肆行专制愚民政策。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中,儒家孝道伦理道德体系与传统专制政治机制走向彻底的崩溃乃是历史的必然。     

孝道与法律之关系嬗变的民族国家逻辑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法律与孝道是三种相互密切关联的现象。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孝道与法分分合合多重关系变迁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影响了孝道与法的整体关系格局。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嬗变,折射出法律作为民族国家处理家庭孝道问题的有力工具,主要是作为建国方略而非治国方略的特质。已有的以民族国家来解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的阐释,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的复杂形态而失之简单化;而已有的对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技术、社会和规范的研究进路,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背景,而没有认识到孝道与法关系作为政治—法律问题的维度。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传统孝道现代转换的文化生态根源阐微

传统孝道是传统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是适应传统家及友社会秩序的调整。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还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文化传承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传统孝道要实现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就必须实现现代转换。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生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孝道必须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延续与发展。以此为基点，进而从文化自身视角分析了传统孝道现代转生的内在可行性，并通过探讨传统孝道与时代价值的契合性来寻求其现代转生的路径。     

国家形象、国家电影品牌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

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特别是欧盟的出现,中国也别无选择地被推向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在这种背景下,经历了百年的中国电影也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全球化为中国电影广泛传播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各民族文化传统、世界多元的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世界电影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各国都在努力探索一种后文化殖民状态下的国际化策略。日本就利用动漫打入国际市场,欧洲保持了一贯的艺术电影和纪录电影的优势,并把它发扬。中国电影要想在世界电影市场上立足,必须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自身优势,制定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电影品牌国际化的道路。本文将主要谈国家形象、国家电影品牌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孝道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孝道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孝道思想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现实的需求。孝道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目标和内容上的相通性,我们应充分利用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主平台,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此外,将孝道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水平,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道德力量,同时对中国老龄化中老有所养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重要的补益作用。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孝道的本义及其在当代农村的境遇与弘扬

孝道传统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中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在当代孝道教育中既要克服传统孝道的消极内容,又要汲取传统孝道的精华,根据我国当代农村的现状,通过建立新的孝道规范、健全法制、充分借助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孝道教育等途径,使孝道在新农村建设中得以弘扬.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近代非孝论争再审视

近代非孝运动对传统孝道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尤为激烈。五四之后三十年间,现代儒者回应挑战,对孝道进行重新解释。总体上看,双方一反一正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孝道如何应对时代,应对现代化的要求。非孝论者批判传统孝道移孝作忠成为专制社会的制度基础,现代儒者则努力强调孝道作为亲子伦理的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强调子对亲的单向义务伤害乃至牺牲了子的权利,现代儒者认为整体上儒家伦理关注关系双方的规范,同时强调单向纯义务作为个体自主选择的崇高道德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束缚个性发展,现代儒者则努力挖掘孝作为人之天性、本性所具有的个性完善的意义。双方的论争为当代讨论孝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个人德性之孝的重要作用可由家庭推扩向国家、社会;孝的义务一定要建构在情感基础上;孝可起到实现人生终极价值和不朽意义的作用。     

公民身份理论视域下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身份的概念关系到民主制度、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亦日益凸显.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MarshaⅡ)开创了有关现代公民身份的经典表述,公民身份是个人在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     

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孝道制度建构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现在和未来横亘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卡夫丁大峡谷"。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势头猛、规模大、程度高、发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势。在传统孝道的自然逻辑和现代工业化逻辑共时性冲突背景下,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也让长期崇尚"宗法"与"孝道"的国人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在现代法治语境下创新发展"养儿防老"或"家庭养老"等传统孝道文化理念,必须理性看待传统孝道理念的范式规约、合理对待现有法律制度的缺位,要建设包括老年人群体照护制度在内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价值目标。     

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的重建

在现代老龄化社会出现的背景下,从伦理角度思考重建孝道与乡土社会生活方式的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理想,是一种可以为现代老龄化社会提供伦理智慧的思想资源。它所提供的启示是化解现代老龄化社会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个人主义与交换价值观为基础的伦理范式。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孝道伦理

孝道伦理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文化精髓,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老龄化社会压缩了孝道伦理的生存空间;同时,孝道伦理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式微加剧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解决老龄化社会的诸多问题,要重新重视传统孝道伦理的作用,倡导幸福老龄社会。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