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浪漫主义

胡风文艺思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因在于:一是受西欧浪漫主义和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影响;二是对厨川白村与苏联作协"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胡风认为浪漫主义应负载启蒙和政治双重功能,而左翼人士则力图把浪漫主义纳入纯粹政治轨道.     

试论“主观战斗精神”的两个思想来源

本文是论文《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文论的思辨基点》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主观战斗精神”论的形成曾受厨川白村及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经再创性接受,最后化合为胡风文论。     

论“精神奴役的创伤”

论“精神奴役的创伤”王兵１９４５年１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的文艺论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命题。他说：人民．．．．．．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     

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对田汉改编《白蛇传》之影响分析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之名作《近代的恋爱观》对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尤以田汉为甚。从田汉后期对《白蛇传》之改编,不难看出《近代的恋爱观》对其影响之深远。其一,受"恋爱至上"论影响,许、白二人的爱情被推向至高,从"佛教宿缘"转变成为"自由恋爱";其二,着力突出了许、白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因应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自我牺牲";其三,赋予了白蛇全新的"人格",达到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灵肉一致"。     

胡风的“生命力”论及其它

<正> “生命力”论所谓“生命力”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创作主体(作家)把创作对象(人物)写成“感性的活动”的活的人物的理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胡风的九个评论集中,提到“生命”、“生命力”的有60多处,而且在后期的评论文章中提得更多,也更加明确。从胡风的整个评论论文的思想理论观点来看,他的“生命力”论是受厨川白村的生命理论的启发和影响的。但是绝不象50年代批胡风运动中有的哲学家所称,胡风的“生命力”论“没有一点是胡风的‘创造’,而都是从厨川白村那里抄袭来的”。事实恰恰相     

面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苦闷”——再论鲁迅与厨川白村

经鲁迅的译介,日本近代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中国赢得了近百年的读者。然而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似乎并没能真正理解这位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实质———甚至鲁迅眼中的厨川白村形象都值得再商榷。如何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完整、立体的厨川白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去重新审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厨川白村阅读的虚与实,已成不可再拖待之急务。尤其对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全过程及内涵,须予以全新的论证。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论文述评

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须明确三个问题:第一,何谓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具有主体性的大多数人;第二,人民群众如何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仅表现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表现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第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意义或者说方法论意义是什么?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及人民群众的自在即为自己而在.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胡门的向氏弟子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与宋代的开封向氏一族有深挚的交谊,向氏的很多子弟都是胡安国的学生,他们为湖湘学派的奠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与日本现代文学理论

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塑造了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胡风战时文艺观也深受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熏陶和影响，在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此外，还批判地吸收了厨川百村重视内部心灵与青野季吉偏爱外部环境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闪烁着新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     

胡风、周扬关于典型理论的论争

周扬与胡风之间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发生于我国文学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典型理论建设的初期阶段.胡风更强调典型中的普遍性方面,周扬更强调典型中的特殊性方面,这构成了双方典型论争的最主要的理论分歧.     

胡风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强调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展现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作家主体相结合,在他者与自我的张力中去审视两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胡风在1931—1945年这段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展现并刻画了大量的日本形象,这些异国形象特征以及与胡风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日本政府和日本平民的形象;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观。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他者形象之中,使之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合的日本形象。     

论建国后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建国后发生三次政治化散文批评：对胡风书信的批判、对“右派”杂文的批判和对“三家村”杂文的批判。分类摘录归纳法是其主要手法。批判无标准。政治化散文批评具有疯狂性。破坏性和无原则性。     

论胡风“精神奴役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胡风提出了“人民群众身上普遍存在精神创伤”的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他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战争的“主体”而盲目地迎合和赞美“大众”，封建文化对“大众”具有“麻醉”作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意识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批判，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冯沅君和她的词学研究

作为20世纪河南唐河的名门之女，冯沅君的前半生是非常幸运的。她在小说创作方面受到过鲁迅的器重，在词曲研究方面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受到过胡适的指导。她的《中国诗史》第三卷，建立了独一无二的词史体例；她的不存好恶于心的词史研究，使得她在唐宋词人的评价方面，比王国维和胡适更客观，也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