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从“十力学派”的视角看牟宗三儒学思想的贡献

在现代新儒家中,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十力学派"占有重要位置。牟宗三从熊十力那里继承下来最为重要的东西,是秉持道德的传统,是坚守道德的理想主义。在此过程中,牟宗三对熊十力学术思想也多有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儒家心学学理有深入开拓,以及对新唯识论义理有进一步推进这两个方面。从这个视角出发,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发展脉络中的地位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从孔孟差异看牟宗三的一个阙失

将儒家心性之学看作道德形上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牟宗三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牟宗三在阐释儒家道德形上学建构历史的时候,囿于孔孟一体的传统旧论,没能充分注意孔孟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本文认为,孔孟在道德形上学建构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建构道德形上学,孟子则具有了建构道德形上学的自觉性;应该对孔孟作必要的区分,并特别注意《孟子》与《中庸》、《易传》的联系。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先生从道德的形上学的层面,直下地论证道德主体即宇宙本体,他通过对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的深入理解来透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重建中国哲学。他的原创力尤其表现在他创制的“两层存有论”上。这是当代新儒家哲学的一个标志,也是第三期儒学的一个范本。     

浅论《心体与性体》中“体”字的内涵

本文从西方本体论和佛教体用论两个角度来考察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中的＂体＂这一概念。通过这两种维度的考察,作者指出这一概念重在强调活动性的、动态性的道德实践,而不在静态的道德行为。而这也透显出牟宗三先生主张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实践哲学＂特征来。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创构是牟宗三重建传统儒学之具体理论型态的展示,本质上,这一形上学体系是在康德哲学架构的理论背景下、以天台圆教思想为参照,通过以道德摄存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同时,其亦可被视为在存在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思想背景下,传统儒家智慧对如何确立道德与价值的普遍根据与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等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中道德与存在的必然性关联以及道德本体、智的直觉等相关概念,揭示此一形上学体系之证立的内在根据,并阐明其理论意义及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本文讨论对胡五峰哲学在当代诠释系统的反省意见。当代诠释意见的主要脉络有二,其一为内地学者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其二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型态分系说。笔者主张,概念范畴研究法以胡宏学为性学传统以有别于理学、心学、气学传统的分类方式,不易见出哲学理论的异同,也不易定位个别儒学系统的真正重点,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系统,这主要是就朱汉民、王立新、向世陵三位教授的胡宏研究专著所进行的讨论。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其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理论之建构以为分判宋明儒学系统的做法,认为胡宏学正是一"以心著性"的圆教系统,既能充分展现客观面的本体宇宙学又能落实主观面的主体自觉心,正是宋明儒学圆教型态的圆满义。笔者以为,胡宏之学不过就是准确继承先秦及北宋诸儒之学,牟先生过度地划分论孟、易庸的理论角色,以致过度强调周、张、明道的义理不足,所以得出五峰学有以圆成超克之意境,牟先生据以为圆成超克的重点即在"以心著性"说,而笔者指出"以心著性"说即是一极为普通的"本体工夫论"的命题,不断地发生在论孟、易庸、周张二程、及朱陆各家系统之中,并无特别的义理殊胜之处,是牟先生强以主体活动结构入形上理论,以致混淆活动与理论而以为有一"以心著性"之说之能圆成主客观系统的儒学圆教型态。若能正视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则牟先生此一对胡宏学的过度强调及肯定之说,份量上应可放得较轻些。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从熊十力到杜维明

现代新儒学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的文化观则是把握这一思潮的关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反省,关联着新儒学的始点和终点,构成其"理论预设"和"终极关怀".本文选取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三个典型个案,通过对其文化观传承理路的梳理、比较,以期能折射出三代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