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奠定王安忆丰碑式文坛地位的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以女性的细微和敏感切入女性生活,在她看来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件华美袍,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只有一种存在物--人,那么女性就是这袍上万千种令人眩目的饰品,而隐在这些饰品背后的那一部分则是男性世界,这是做为"底"的世界.女性再繁闹也不过是佩饰,是坠子穗子,并且光阴会剥离它们的光彩.王安忆为女性的被动处境和易逝的红颜发出轻轻的叹息.     

论王安忆《富萍》中女性人物的生命意识

《富萍》通过讲述苏北农村女孩富萍只身到上海投靠未婚夫的奶奶、后来逃婚的故事,详细描述了城市底层人民日复一日的劳作和生活。作家借助富萍的眼睛展示了在繁华的都市文明下,底层市民的生活追求和生存态度,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体味到王安忆对"人"的认识,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人文关怀。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反叛的背后——王安忆笔下的富萍和波特笔下的劳拉形象比较

王安忆和凯瑟琳.安.波特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却拥有颇为一致的创作理念,她们通过描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心灵世界来表现他们形而下的生存哲学。文章从富萍和劳拉的“反叛性”入手,对她们反叛的形式、内容以及结局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则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劳拉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人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上海情结与女性书写——从《妹头》《富萍》析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王安忆的小说一以贯之地强调女性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她以细腻的笔法、悲悯的情怀娓娓叙说着一个个女性的令人感慨的命运与灵魂,她的小说创作彰显了一种特有的女性经验与女性书写。她创作的《妹头》和《富萍》再次向我们呈现她的上海,一个处处浸透了张爱玲又处处浮凸着王安忆的上海。     

《长恨歌》与女性新历史小说

《长恨歌》是女性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之一,其创作具有受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的印迹。《长恨歌》注重以女性的细腻情感表现日常生活历史的历史真实,注重边缘化历史的呈现,注重被男性权利话语遮蔽的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长恨歌》以女性的性别视角、女性的生命个体体验为我们重塑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丰富了历史内蕴。     

坚守抑或超越——由《流逝》看王安忆笔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

王安忆在其作品中用理解、同情的笔调描述女性,抒写这些平凡女性的平凡生活,让这些传统的平凡女性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在传统意识烛照下的女性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和感情需求.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语言

王安忆作品《长恨歌》的叙事语言很有特色。它借助电影的表现技巧缔造别样听觉空间,又调和笔墨在文字上做足功夫。听觉和文字的双重力量,构造起了一个立体感极强的文本。     

城市中的漂泊人生——评王安忆小说《富萍》中的女性形象

<富萍>以上海作为人物生活的场景,反映的是上海底层社会一群保姆的生活画卷,小说同样以王安忆擅长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主角,以扬州乡下女孩富萍凭借自身努力留在大城市上海生活的经历为主线,摹画出一个个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为留在城市而经受住种种漂泊生活的磨砺与艰辛的女性形象,是王安忆对城市女性"韧"的生活的又一首赞歌.     

镜城突围:王安忆创作中女性意识追寻

对王安忆创作的纵向考察,须追寻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艰难成长足迹。新时期之初,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80 年代中期,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解构“男女都一样”的新传统理论。90 年代则立足女性自我,超越性别对立,对人的本质和现代文明进行深刻的思索与质询。     

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亿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王安忆的小说擅长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突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她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着女性话语,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实现了反男性叙述。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多元叙事的尝试：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显示了鲜明的边缘人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和个性化叙事的特征,对于习惯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所导致叙事多元的必然。     

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度:儒家思想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贵和尚中”的中和之“度”,在王安忆《长恨歌》之审美、人事及城市摹写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与其说《长恨歌》是写旧日上海的,倒不如说是在写一种理想的生活之“度”,但这种“度”不是淡泊,不是放弃,更不是超然,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生活艺术,守的是这踏实的每一步,攻的则是这每一步上的风景的内蕴与精髓。     

女性视域下的审美烛照--以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王安忆从女性的视角捕捉普通女性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平凡女性柔弱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展露寻常女性性别角色中软弱的一面,本文以此为契机来观照其笔下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以爱情为主题,审美为旨归,向读者呈现出本真的女性情怀和内在的审美张力。     

抽象化的“语言建筑物”——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赏析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对小说语言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长恨歌》的语言艺术独具特色,她一改80年代的语言风格而追求语言的“抽象化”,去实践其创作理论。本文从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塑造能力三方面分析《长恨歌》抽象化的语言艺术特色     

解读《飘》的女性话语

作为一位女作家唯一的传世作品,作家的女性意识在前人未曾给以重视.该文意在从米切尔女性的视角解读<飘>的女性话语,以呈现<飘>更丰富的性别文化蕴意.     

城市女性与现代性——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例

当代城市女性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碰撞，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秉承了“海派文化”之“庸常之美”的上海女性，她们在分享现代城市的自由的同时展现一种本色的美、诗意的美。她们能少受传统的拖累，又不是以激进的姿态前行，而是在两者之间自如地穿行。她们给人们呈现一种延续“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姿态。本论文从女性视域和现代性的大文化背景下来阐释王安忆的城市女性在当代对抗现代化的困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