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民主意识

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70周年。五四运动既是一次爱国反帝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文化思想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作为爱国的政治运动,它爆发在1919年5月4日,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作为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它发轫于l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办,也是以爱国为出发点,并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     

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反思

由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已经八十周年了。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准备。“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最有震撼力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同好＊理性的光辉，是近现代中国一面水不栩色的思想解放的旗帜。“打倒孔家店”是洋溢合革命激情的彻底的反封建口号，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征的。但八十年后再回首，我觉如有必要对立进行反思，使激情升华为理智，这对中华民族更加顺利地跨…     

胡适的五四观

胡适对五四背景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他将五四定性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对其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胡适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各自独立存在,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对两者关系的评说与分析非常独特,意识到五四对促进新文化运动具有永久的历史意义,同时又从其本人固有的文艺复兴观点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作整个文化运动中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胡适对五四的思考与论说为我们理解五四提供了一重不可或缺的“面相”与“方向”。     

简论“一二九”运动的地位作用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又一次大的高潮。它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是“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阶段。东北沦陷后,蒋介石国民党又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     

试论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期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缺乏对运动的关注;“五四”期间认同了“廓清愚昧,启迪理智”的运动宗旨;“五四”以后关注运动并对运动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分析、评判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

陈独秀领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帮助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引导人们厌恶并抛弃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内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向新的思想运动，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动的发展。陈独秀从始至终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论庐隐的《海滨故人》

庐隐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茅盾誉之为“五四的产儿”。“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向‘文艺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她的代表阼《海滨故人》写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是庐隐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者广泛地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反映和探索。在她的《一个著作家》、《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余泪》、《月下的回忆》等短篇     

论科学知识对《女神》的影响

《女神》中大部分诗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研究《女神》,人们一定要把它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联系起来,这诚然很有必要。因为郭沫若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女神》就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但还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应忽视的,就是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那个时候,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虽然他已知道自己两耳重听,不可能行医,虽然他也已决定走文艺的路,但他毕竟还是天天在接触医学知识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学过不少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可以说,他一     

简论五四运动中山东爱国阵线的特点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全国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山东作为这次运动开展的一个地区,其基本情况与别的地区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山东的运动又具有若干特点。它在爱国统一阵线方面的特点就比较明显。第一、“五四”爱国运动以全国范围看,以“六三”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后一个阶段才有了广大工人和工商业者的参加。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运动和反对封建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上五四反帝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众论一致。而对于思想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同主义性质,则往往被忽视或不承认。例如有论者说:“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作者在此至少是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又如,去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在关于“五·四”精神(实际上是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批判”;也有的认为是     

红色足迹

北京红楼:聆听时代的先声【红色足迹】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建立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旧址上。北大红楼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该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运动的综合性博物馆。     

“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陈独秀

一从《新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9月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人们称之为“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有既相关连但又有各具内涵的两个运动:即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前后的一场爱国反帝的政治斗争,历时仅数月,而后者却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持续于整个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思想转变的轨迹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思想转变的轨迹徐兰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其领导者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以反封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     

南社与五四运动

本文将处于近代终端的“南社”和处于现代开端的“五四”运动这两个“端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阐述了南社人在酝酿成立南社的初期即表现出两方面的觉醒 :一是民族爱国意识的觉醒 ,一是民主反封建意识的觉醒。“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在现代的继续和深化。它既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又是对辛亥革命前学生运动的一种扬弃     

新文学前期作家研究的范例——读茅盾的六篇作家论札记

有人说“茅盾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评论家”,这是符合实际的。早在二十年代初叶,茅盾就曾发表过《春季创作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创造〉给我的印象》等重要文章及多篇《通讯》和《文学界消息》,及时地评沦了“五四”时期陆续涌现的大批作家作品,热诚地     

释“屋漏”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近听有人把“床头屋漏无干处”一句中的“屋漏”讲成是“屋子漏雨”,实为不妥。 《辞海》释“屋漏”一词说:“古代室内西北隅设小帐的地方。语出《诗经·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毛传》:‘西北隅谓之屋漏。’郑玄笺:‘屋,小帐也;漏,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词义札记

嚇《庄子·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耶!”四十年代,有人批评1936年版《辞海》给“嚇”立“惊恐”义不该引《庄子·秋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嚇我耶”作为书证。说:“《庄子》里的‘嚇’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怒其声’,也就是一个拟声字。‘嚇’就是拿这种声音来对待我,也就是以为我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