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风骨”到文人“意境”——论唐代咏侠诗的艺术流变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咏侠诗在唐代艺术流变的轨迹及其与初唐诗风转变、盛唐风骨以及"意境"理论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外向性特征的"咏志"文学,咏侠诗与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学思潮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初盛唐咏侠诗中作为现实描摹对象的"侠少年"到晚唐咏侠诗中作为理想投射客体的"侠客"的转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文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文人的自我社会定位的变化。这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在唐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及其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位移。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北朝咏侠诗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咏侠诗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为唐代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咏侠诗在北朝的生存与传播对于这一诗歌门类境界的开拓和格调的提高意义尤为重要。北朝咏侠诗总体风格不同于南朝的浮华轻艳,呈现出刚健劲直、粗犷豪放的风格,这与北朝的地域文化特性是分不开的。庾信、王褒由南入北后,带来了南朝咏侠诗成熟的艺术技巧;同时由于身世遭遇的巨大转变,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的熏染,使他们逐渐洗去在南朝所形成的轻艳华靡诗风,一变而为刚健清新、悲凉深沉,大大拓展和丰富了咏侠诗的审美境界,成为南北诗风融合的典范。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唐人的价值取向与咏侠诗创作

唐代是咏侠诗的繁荣鼎盛时期。唐代诗人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咏侠来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和人格理想,抒写浪漫不羁的情怀、士不遇的愤懑和对民主平等的向往。唐代咏侠诗体现了唐代士子积极入世而又坚持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完整地体现了唐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唐豪侠小说的兴盛与中晚唐社会现象

唐代游侠之风盛行,随之而产生大量优秀的咏侠诗,而同样表现豪侠精神的豪侠小说由于文体承载内容不同等原因,兴盛时间明显晚于诗歌。由于体裁不同,豪侠小说对唐代豪侠精神的表现与诗歌存在许多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特点。     

鲍泉生平及其诗歌研究

通过分析南朝梁代历史背景,结合鲍泉生平及其生活看他所写诗歌,将其诗分为游子客愁主题、闺思主题、咏物主题三方面进行阐述;并从湘东王萧绎的角度切入,分析鲍泉生活环境和诗歌,总结出鲍泉诗歌总是隐括着忧伤的情感。     

陈与义咏雨诗初探

陈与义的咏雨诗手法独特,往往遗貌取神,体现雨中景物凄艳的美及雨后景物清新的美。就内容而言,其前期咏雨诗多表现仕途不畅的抑郁及客居他乡的愁怀,后期咏雨诗则转而抒发其身处乱世的国恨家愁。与杜甫的咏雨诗多写实不同,陈与义咏雨诗多写意,这与诗人的个性气质密切相关。     

蝉诗与蝉文化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蝉的记载品种繁多、资料齐备 ,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是文人士子寄托理想、隐寓身世的重要情感载体。患难与牢骚是古代咏蝉诗的主要内容 ,触蝉生情和借蝉象征是咏蝉诗的艺术手段。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积淀的结果 ,蝉可以喻一种品节 ,蝉诗作品中融进了历代文人贬谪之后的凄怆情怀 ,并带有一种覆国亡家的哀思和民族精神的寄托。     

先唐兰草之咏

唐代以前的文人对兰盛赞颇多,先秦时期,兰以其素雅品格、清香幽扬,往往承担着比附象征的作用,至汉魏六朝时,咏兰诗继承先秦诗中"兰"的比兴和象征作用,但伴随了自觉时代的到来,仍有所创新,对兰草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描绘和发掘,不再仅仅是将兰比附君子品质德行,而是渐渐将兰看作独立的审美意象,加以描绘,寄托深远。兰凭借独特的魅力、文人气息以及社会因素,致使咏兰诗词文百代不衰。     

美在对形象的超越——李商隐诗歌意象探析

李商隐诗凄美动人而又晦涩难解,主要表现其心灵世界。其诗歌多用象喻,但这个喻体的本体却不出现,而是跨越本体直接说到这个喻体所引起的情思,得意而忘象。这正是义山诗的难解之处,也体现了其诗歌独特的美。义山诗超越了形象本身,又涵盖了一切形象,而这种超越形象的美是建立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系统之上的。在词藻、意象组合、意象创新上,李商隐都有其特色。     

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特点

文章主要考察了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鲜明个性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热烈的爱国、报国之志以及深刻的参惮悟道的情结.认为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切实认识少数民族诗人,深入学习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从韩淲诗韵看其借、出韵现象的实质

通过对诗歌用韵的考察可以分析诗人所处时期的语音系统及方音现象 ,这已经被认为是“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之一。这些诗歌的用韵不只包括古体诗之间的通叶 ,而且包括近体诗 (主要指宋代诗人的 )中的借、出韵现象。借、出韵现象也是诗人实际语音的流露 ,我们从韩诗的用韵情况就可得出这一结论。     

韦庄、韩偓的诗歌用韵

诗歌用韵常常受当时当地实际语音的影响而出现不符合韵书的情况。诗人韦庄、韩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北方语音的面貌 ,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出韵、借韵如典型的“东钟”合流、“支脂之微”通押、“寒桓元”通押等情况 ,还出现了一些上声与去声相押的特例。在对其实际用韵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可归纳出韦庄、韩诗歌的舒声韵 18部 ,入声韵 8部。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论黄节古诗注的突破——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

黄节对先秦和汉魏六朝诗歌有颇多精当见解,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可以看出黄先生对古诗注有许多突破。由于文学史观的引入及重视发掘诗歌的美学特征,其注开启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略论唐诗与汉语言文化

唐诗之所以繁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是诗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趋势。如何读诗，如何理解诗，是探讨唐诗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诗并不神秘，要更好地理解唐诗，必须从文化传统和汉语言特点这两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