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事件化”作为传播策略——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事件化”现象及其反思

近年来,诗歌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热点事件"频繁爆发,如赵丽华诗歌事件、裸体朗诵事件、羊羔体事件、诗人跑奖事件、余秀华事件、诗人自杀事件、诗人抄袭事件等各种诗歌事件接踵而来,无论是传播速度、波及面还是影响力都让人始料不及。而且,"诗歌事件化"已成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常态,甚至已成为诗歌传播过程中一种至关重要的策略。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其诗学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新媒体时代诗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新生态,同时亦是值得反思与审慎的一种诗歌新现象。     

魏晋六朝诗歌中的骏马意象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骏马意象具有一种深刻的内涵。诗中所写骏马本身资质不凡,同时又渴望自身价值得到实现,这象征了才能出众的有志之士为国效命的愿望。骏马意象蕴涵了古代诗人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诗人们的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诉求。这些都促成了骏马意象的丰富与发展,使它在审美领域和思想内涵上都有了拓展和深化。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

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或者说,古典诗歌所表达的中国人的心灵空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从自然和人伦两个领域来展开分析.就古代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而言,以陶渊明和李白的诗为个案,论述诗人与自然的高度精神契合.就古代诗人人际亲密关系而言,则以潘岳和元稹的诗为代表,阐释诗人表达夫妇关系深厚情感的精神方式.理解古代诗人在自然与人伦中所形成的精神性存在,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同时还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医治在现代性的影响下,现代中国人所出现的人与自然疏离、人与人疏离的"精神疾病".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作者运用了辩证法原理进行诗歌意境的营造,诗人具体运用的有对立统一结构、否定之否定结构、质量互变和时空共寓等辩证结构,使诗歌具备了扩充想象的功能,充满哲理的玄妙和灵机。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伟大哲学智慧。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危”与“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品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化,诗歌领域也未能幸免,诗人亦不再是传统意识上诗人了,诗人的信念与责任开始动摇,批量生产的诗作多为了追名逐利,平庸肤浅的"诗"败坏了诗的品位。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当下这个信息技术化、传播迅捷化、诗人群青年化的大时代背景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当代新诗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困境与希望相依,对其现状与发展无须过度悲观。     

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

中国古代诗歌的真正律化过程始于南朝,从事这种古诗律化的生力军是横亘于南朝诗坛的宫体诗派。宫体诗派的诗人在当时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继往开来,革新求变,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这些南朝诗歌中的新体或变体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古代哲理诗

“诗缘情以绮靡”,自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首次提出这一命题后,抒情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被肯定了下来。确实,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无论《诗经》、《楚辞》,抑或建安、太康诗歌,都是诗人抒发情感、吟咏性情之作。在这些创作中,诗人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客观世界,而不是用概念去分析、判断客观世界。正因为如此,诗歌才成其为诗歌,诗歌才具有了它自身的特征和价值。但是,世间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它们既有区别和对立的关系,也有联系、依存的关系,诗人在抒发主观感情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客观生活的分析和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一、诗人的感情是基于对客观生活理解和认识产生的,而这理解认识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析和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二、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     

论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

海子作为一位必将传世的诗人,除了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也潜流着民族文化的血脉。首先是他浓厚的乡土情怀,海子的乡土情怀与古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乡土情怀之间的有联系也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海子的乡土情怀泛化了;把思乡的我与故土都心象化了。同时海子诗中的故土情结还给向往的故土蒙上了一层梦幻中的远古色彩。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之二,是他的诗中反映的历史观念,有着我国古代诗文和古代思想观念的明显影响。最后,在海子的创世说中,水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把水看作万物生长的来源,而且,把水看作一种精神的象征,这又与汉民族农耕社会水生万物的古老观念有着相连的血脉。     

中古美学围绕着意境的立与破

以比兴为核心的诗歌原则及其组织规则决定了古代中国诗歌经验中人与自然互相亲和交感的基本性质。它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审美经验。然而,诗歌史上后来曾经起来另一种特异的诗歌经验,它无本体、非假名,无比兴、非联想,色空不二分、情景非二致。它兮兮神秘,置中国古人的感性经验于纯净透明之境。这一诗歌经验之转型,它成功于唐代,而以往我们习焉不察,并不能真正把它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古诗传统从性质上加以厘别。显然,强大的主流读诗法则如比兴,如言志,如缘情,设障于通向此一新的诗歌经验之路。本文欲借道于纯粹认识论,以现象空观为基本范畴,对意境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诗歌经验之转型加以哲学美学之追问。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尽了心机,但因为当政者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因此这些产物恰恰违背了军事的基本原则与常识,束缚了军事将领的手脚,造成巨大的危害。     

论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艺术

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手法广博而高妙,以多变与和谐织行其间。本文通过化虚为实、由实入虚、避实就虚、虚实相生等四种虚实艺术手法的分析,拿捏这种虚实关系,审度和挖掘蕴涵其中的艺术风采与价值。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刘智论大世界

刘智是我国清代回族中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他的带有苏菲神秘主义的宇宙观既系统完整,又有很大的独特性。在回族伊斯兰哲学思想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刘智认为,真实的存在是唯一的,这就是造物的真主,普遍的现象世界则是由它显现而来的。宇宙的生成过程则是先有本质世界（理世）,而后才有现象世界（象世）。然而,不论是理世也好,还是象世也好,一切存在无非都是“真宰之本然”。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心境与自然的融合——古诗中的休闲意蕴

古诗中反映休闲的诗篇主要有田园诗、山水诗以及垂钓诗等.对这些古诗中的休闲意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在休闲中所留下的篇篇佳作,均是诗人当时心境与自然融合、情感与现实撞击的真实写照.由此诗人身心得到安抚、精神得以解脱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