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旅诗歌的尚武精神

中国古代军旅诗歌是以军人、军营生活、战争场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题材。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旨和风貌各不相同,但是都蕴含着遒劲的情感力度,充溢着豪迈的尚武精神。此类诗歌抒写同仇敌忾的凌云壮志,描摹波澜起伏的战斗场景,彰显坚定赤诚的家国情怀。它们构筑了独特的语汇系统,着意营造紧张的战争氛围,不断拓展雄奇浪漫的情意空间,从而形成了慷慨沉雄的风格特征和艺术张力。深刻解读中国古代军旅诗歌中的尚武精神,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提振现代军人的战斗意志,乃至铸造国人坚强勇毅的人格品质,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歌现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大量的诗歌。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发展不成熟的原因所致,同时也和小说家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文学观念及其审美追求密切相关。诗歌进入小说,弥补了小说创作不成熟的缺陷,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随着小说文体的成熟和社会审美心理的改变,诗歌逐渐退出小说文本,但是诗歌对小说的审美观念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与多元化生成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者们通过多种方式来追寻诗人本意,无一不是为了回归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恢复创作的最初视野;而这种对诗歌同一性理想的追求又往往受到阐释学另一种观念即见仁见智的挑战。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多元化生成以及同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三个方面辩证全面地论述诗歌阐释的同一性及多元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追求,本不应该束缚于某种僵化的观念和方法,而应本着动态开放的精神来阐释,这样就会使文本本身以及作者、读者在众多纷论中展现出新的景观和更多的丰富性。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诗歌感受力发展的思维基点

本文认为中国诗歌的感受力是天人合一象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文从出世、入世、形象思维方式三方面进行论证,并且详细地阐述天人合一下出世、入世、形象思维的变化.本文认为天人合一思维对我国诗歌创作影响是深远的,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中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两晋南北朝为成型期,唐代为发展期,宋代为繁盛期,元明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诗歌摘句批评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实证性、细部批评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性三个方面。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性传统,已为人普遍接受,中国诗歌的交际性传统同样值得重视.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功能源远流长,创作者众多,涵盖题材广泛,作品数量极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既与诗歌本身即含有多重(包括交际)属性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俗文化有关,更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制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为中国古人提供了更为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也倒逼着人们不断翻新出奇,创作出更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     

中国古代叙事结构思想论

与西方"时间化"叙事结构模式相比,中国古代叙事结构模式呈现出"空间化"特征.表面看来似乎毫无章法,但却同样具有内在的经脉和联络,往往通过事件之间的罗列、连缀和组合,如电影中的"蒙太奇"一般,产生叙事结构的整体感与深层的哲理性意味.因此,中国古代"空间化"叙事结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技巧.其中往往隐含着某种人生、哲理的意味.它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所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已经深刻地"人文化"和"哲理化"了.     

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精神向度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诗人在汉化及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努力跨越语言文化的屏障,自觉汲取多元的艺术养料丰富自己的诗歌技艺。他们秉承母族传统文化的衣钵,尝试盘活了杂糅于文化褶皱里的民族根性,以族裔精神疗救现代文明的病症,并努力融身于自然生态的庙堂,谛听大自然的本真言说,寻找人类诗意的乌托邦。     

中国古典诗歌与生态伦理

人类正由本能境界生存逐步进入生态境界生存。期间面临着严重生态危机。中国古典诗歌中蕴藏着异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其一为敬畏生命、惜生爱物;其二为“天人合一”,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其三为摆脱“心为行役”,重视精神自由。这些思想观念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带来的危害,开拓道德境界,提升人格层次,更多关注精神上质的提高,过“有意义的” 生活。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合及汉民族思维

"意合"指语句之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句意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其实质是 "关联词的排除".中国古典诗歌中存在大量以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例子,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典型例句的分析,管窥汉语的意合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汉民族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分类

古代送别诗自《诗经》滥觞始 ,其后逐渐演绎发展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类别之一。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角度划分 ,送别诗可划分为送别诗与留别诗两大类。送别诗与留别诗都是以表达离情别绪为主的诗歌创作 ,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心境不同 ,因此在表达感情时各有侧重。     

论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艺术

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手法广博而高妙,以多变与和谐织行其间。本文通过化虚为实、由实入虚、避实就虚、虚实相生等四种虚实艺术手法的分析,拿捏这种虚实关系,审度和挖掘蕴涵其中的艺术风采与价值。     

走向自我之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中的自我书写及其发展境遇

真正张扬性别意识的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地表,其最鲜明和为人瞩目之处在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这表现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和对自我／女人在自然、时间及两性关系中的认知和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惑和追问。当代女性诗歌在自我书写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下陷入两难的发展境遇,并进行着艰难的突围。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物理认知

物理即事物的内在属性或逻辑,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界限和本质特征。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物理认知主要有三种基本情形:一、不叛物理——文学虽然允许虚构、夸张,但不能违背事物的道理、生活的真实,咏物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他物不可替代和置换之。二、无理而妙——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或渲染氛围、突出主题,并不泥于现实生活之理;或明知无理,故意为之,从而达到具有强烈审美冲击力的艺术效果。三、辩证物理——有些物理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而是处于亦此亦彼的界限过渡模糊状态,只有辩证地认知才是全面的。     

论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技巧性

历代女诗人都比男诗人更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的特点与女性的生态体戚相关。既是中国妇女“女红传统”的诗艺体现,也是女性“独守闺房”的封闭的生存方式的结果。女诗人的技艺性、技巧性创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职能,特别是使诗的游戏娱乐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女诗人写作通常只有抒情和语言游戏两个目的,不像男诗人那样是为了“以诗取仕”,她们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自娱性、自我宣泄性写作,写作的自发性远远大于自觉性。这种非功利写作生态有助于她们追求诗的形式技巧。     

论诗的不可能性

可能性的世界属于哲学研讨的课题,不可能性的世界则是哲学的边界乃至进入到宗教领域的研讨课题。在不可能性这个题域来论述诗歌,目的在于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把握诗歌艺术的特性。本文在对不可能性类别进行甄别的前提下,梳理出诗歌超越不可能性的几种状况,并以此说明对诗歌而言的不可能性,其目的在于阐述“不可能性”这样一个范畴对于诗歌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