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1946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1949年以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符号是同力量和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的。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从无知到有罪”——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知识-权力”交织

从福柯对戏剧《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中可看到他对“知识-权力”框架所做的理论补充。福柯试图去除传统解释中知识和求知欲望之间看似自然的因果链关系,而代之以引入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阐述现代真理话语系统机制的产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释的俄狄浦斯确实打破了传统认知,但过分抬高了性欲望的理论地位;俄狄浦斯剧更能反映的,是知识话语中真理的发生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王》不仅体现了自我知识的揭示,还展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冲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反映了真理审判程序的应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视角,也喻示着他从具体权力机构考察到古典时期诸权力思想研究的转变。     

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启示

文化冲突导致犯罪是国际化、城市化、社会阶层变化过程中的一种犯罪现象,解决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根本办法就是树立文化多元化的理念,尊重每一种文化,尊重各阶层文化中形成的文明文化,弘扬主流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针对腐败亚文化,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从法律上杜绝,制度上约束,机制上限定,舆论上监督,同时要有保证高素质的人才涌现的体制机制。     

中国文化创新论略(之二)——关于学派原创与文化创新的思考

文化创新,就是对传统精神价值的重构和超越。在重构中,不论是重新阐释或是重新建构,都需要一个母体作为核心动力,文化创新的母体就是原创的学术流派。文化创新与原创学派关系重大,哪个时代原创学派不断涌现并相互争鸣,哪个时代就具有创新活力。     

对黑龙江省文化建设创新的几点思考

文化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文化积淀不甚丰厚的黑龙江省来说 ,全力推进各项文化建设 ,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工作模式 ,将文化建设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的大背景下 ,实现文化理念和文化工作模式的超越 ,这样才会使全省的各项文化建设有新突破。     

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以传媒类文化产业为例

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包括创意文化资源推动型创新模式、科技推动型创新模式、产业融合型创新模式和政府推动型创新模式。21世纪以来,数字化已经成为传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子出版正在改变传媒产业结构。从数字出版现状来看,我国的传媒文化产业类企业的创新模式略显单一,存在创新瓶颈,文化创新亟需人才。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与文化资源的结合,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融合趋势。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四种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都具有增长效应,充分利用四种创新模式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全面创新。     

以文化创新驱动推进北京创意之都建设

创新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本质特征。建立在文化创新驱动之上的北京创意城市战略,必将带来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巨大飞跃。北京申请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正是这一飞跃的里程碑。北京创意之都建设需要逐步培育城市创新精神,形成创意城市的文化特质,壮大创意群体,建立以文化创新为核心的创意城市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带来资本、货物、服务、人员在国际范围内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相互冲突与碰撞。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融合和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取向,西方文化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借以广泛传播,处于全球化劣势中的后发展国家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同时,又面临着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及文化抉择(英文)

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预见到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历史的来临,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看,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重化的。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的矛盾,构成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主要文化冲突。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充分考虑到文化沟通和文化理解,才是正确的文化态度与战略。     

论改革开放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进入 2 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将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由此在价值和现实层面将产生一系列矛盾和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文化价值层面主要表现为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 ;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 ;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而从文化现实层面考察 ,其冲突则表现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种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追求的文化群体之间。它们既有矛盾冲突 ,又有融合借鉴。在这一表现过程中 ,中国文化亦将在新的价值层面开始新的整合 ,这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     

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冲突

人类社会正处于全球化转型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作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文章主要探讨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产生的背景、全球化对本土化的冲击与本土化对全球化的抗衡、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的解决方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