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反思与回归：索尔·贝娄《赫索格》身份探讨

《赫索格》是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之一,身份问题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身份迷失自然有其重要的社会原因;但是主人公对民族文化的刻意回避是其自我迷失的主观因素,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的精神打击后失去身份,最终通过自我反思,认识到人生的善恶本质,在对现实的妥协中重识自我身份,这一过程说明了回归社会既是找回身份的途径,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论我国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悖论及其改革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虽已持续二十余年,但至今仍存在理论与现实、职业与身份、放开小城镇与封闭大城市、农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悖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户籍悖论,在政策基调、模式选择和目标定位上重新审视以至彻底废除现有户籍制度,这既是实现农民有效转移、解决“三农”问题之急需,也是推动城市与乡村协调、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之急需。     

道德与个人真理

小说是容纳及拓展人类经验和生命感觉的容器,小说家所做的基本工作就是人类经验的鉴赏者和记录者。在叙事中,小说家要处理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人的想象,是个人真理问题。小说家对道德事件的敏感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之下的人,他要通过对个人真理的发掘去动摇诸如道德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观念。小说家要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血泪和欢欣,写出每一个个体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一样的面貌,这是小说的根本职责。     

论“博物君子”与古代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博物君子"是汉代出现的文化群体,参与了古代小说的原始生成活动。在后世小说生产、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可见其身影:他们是小说的编纂主体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在世俗领域流通的主力,是小说编纂者心目中的"期待读者",也是"小说家言"得以存在、流播的现实根据。而作为"舆论领袖",他们既是将小说推向更广泛流通渠道的"中介",也是最早的小说批评者。总之,"博物君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城镇化视野下农村秩序的调整与建构——以山东省东部沿海某市为例

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任务,既是涉及多重要素的社会转变过程,也是农村原有秩序的调整与重构过程.转型过程中农村秩序正面临着土地收益、贫富差距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应当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加强以土地权益分配、产业布局升级和基层组织建设为主线的农村综合建设,解决好农村地区的重点、难点问题,促进农村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形势下农村秩序的调整与建构.     

一个事件,三重事实——雷蒙·潘尼卡论跨文化身份

身份问题在多宗教、多文化的当今世界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其新颖性在于它具有一种跨文化身份或者多宗教身份的可能性.当代重要思想家雷蒙*潘尼卡以其穿越多个传统的人生经验对此展开了探讨,他从身份本身开始讨论,着重指出身份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探索过程,当今世界,特定身份的理解更是面临一种突变.从多元论理解出发,潘尼卡对跨文化身份或多宗教身份的含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指出它不是某种复合身份,而是完备兼具的多种身份,它的可能性意味着三重事实:历史的维新、形而上学的挑战和宗教的突变.     

多元文化共存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在民族问题愈演愈烈的国际背景下,维护和谐统一的民族关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各国政府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多元文化共存理论分析视角下,可以看到探寻中华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当以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历史和现实的自觉认同视觉为切入点,而此种认同也是进行文化统战、保持民族关系和谐、维护国家统一及推动社会发展之前提和关键。     

在历史和现实中触摸荒诞——于晓威小说的哲学解读

于晓威是有着悲剧意识的当代小说家,其创作一直体现着对人、人生、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荒诞”是其小说创作的核心性词语。他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审视中发现了荒诞的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可以说,荒诞既是他创作的起因,也是他探索的结论。对处于荒诞中的人的叙写凸显出生命、生存的价值,也使得小说避免了单纯的悲感而彰显出人生的意义。探索的激情促使他不断将艺术的触角延伸至生活的深处,表现出一个作家清醒的理性。     

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动力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解何种条件下和平变迁能够得以推进,依然是世界政治研究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平变迁的国际政治秩序有三个动力,可以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秩序构建过程,分别是规范的动力、理性的动力与制度的动力。战争是过去几百年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将来国际社会中和平变迁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如何在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中,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是值得中国审慎思考的问题。     

试论赵树理作品的民间视角

成也民间 ,败也民间 ,生命对于赵树理 ,呈现出了悲剧性的一面 ,但是这种悲剧性在他的文本之中却是通过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读赵树理的小说 ,尤其是其前期的小说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极具幽默感。如果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对此加以阐释的话 ,那么 ,存在于赵树理文本中的笑并不是浅薄的、低级的噱头和闹剧 ,而是内涵了对丑的揭露以及对美的歌颂 ,具有深刻的严肃性和双重性     

离“家”的焦灼——无名氏存在主义人生思想发微

从巴金的<家>与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对"家"的不同态度的比较入手,展示无名氏的存在主义生命意识.同时通过生存、焦虑、时间、死亡等意绪在无名氏思想和创作中的反映,揭示无名氏存在主义思想的总体面貌.存在主义文学内容的出现,是对五四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回应与深化.     

《太阳照常升起》的叙述策略探悉

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以其塑造的"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人物而成为该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作者富有个性的海明威式的叙述策略也有具体体现。从叙述视角和叙述话语入手,对这一作品的叙述策略进行研究,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艺术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卡尔维诺的叙事奇观

本文以几何叙事和晶体形象两部分 ,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主要作品进行解析 ,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角度展现大师的创作理念和叙事奇观     

路遥的乡土情结

本文揭示出路遥创作中＂乡土情结＂的深层精神意蕴：童年心灵的巨大乡土意识投影；农民式的乡土观念和理想；对土地与人的艺术哲学思考。     

海勒末年自画像《老年艺术家画像》综论

本文是对海勒遗作《老年艺术家画像》的综合探讨。文章首先考究了小说主人公,老年作家波特视工作和爱情为人生最大乐趣的人生观,继而审视了波特关于文学家、文学生涯、文学创作的思考,然后探索了作家通过天界人间立体交叉的婚姻状况描写而形成的多层面、多视角的婚姻困境展示。文章最后强调该作具有圆熟、广袤、含蓄和隽永的特点,其意义和价值有待于读者的细心体味和时间的长期验证。     

从董卓形象的塑造看《三国演义》的评价系统

在东汉政坛上 ,董卓堪称是翻云覆雨 ,炙手可热的一代枭雄 ,而在《三国演义》中 ,他则被塑造成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形象。由此可以见出 ,《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作者崇德尚智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优越意识和儒道合一的美学理想 ,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认识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     

明镜照物 妍媸毕露——试论武松的性格缺憾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 ,武松几乎成了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但作为宋代绿林好汉的一个典型 ,他却带有那个时代的草莽英雄与生俱来的性格缺憾 :常常嗜酒若命 ,仗酒使性 ;有时不分善恶 ,盲目砍杀 ;身上既充满了正气 ,又掺杂了邪气。这些缺憾既是作品所反映的宋代社会市民生活情趣的缺憾 ,也是作者所生活的明代社会市民欣赏情趣的缺憾。市民情趣的这些缺憾也正是滋生人物性格缺憾的温床。     

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回到官场生活世界和人的本身,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展开了对官场人物的灵魂探寻和生命叩问。在其对官场充满生活气息的叙述中,凸显着的是一个有着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立场,以及在现代性焦虑中发出的对官场现实的质问和对官场文化的质询。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艺术创造,开辟的是当代官场小说精神重建的努力方向。     

"神""人"有位枯荣有时——哈代《还乡》的文学人类学试读

《还乡》是哈代小说中表现乡土精神力量的顶峰。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关照,原型类型的深层抵牾是小说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荒原”的人格化象征与作家的命运观同构,大量的民俗描写对表现作家主旨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