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质疑——与胡义成同志商榷

胡义成同志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胡文。)中认为,实践除了固有目的性、社会性和能动性等之外,还具有无目的性、生物性和被动性等属性;并由此提出了“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等命题。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实践具有无目的性以及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和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在此,愿将我们的几点看法,就教于胡义成同志。     

美与用的同一性与分异性

我在90、91年发表了《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天津社会科学》90年第4期)、《论美即对象的功利价值》(《云南社会科学》90年第6期)和《挣脱美与用的困扰》(《文艺研究》91年第4期)三篇拙文,明确提出美用同一观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清一色的反对意见。有的先生批评我说,把美的本质界定为用,界定为广义的功利价值,就是把美和用混淆了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方法性错误:既然美的本质就是用,就是广义的功利价值,人类为什么还要使用“美”和“用”这两个概念呢?又有的同志直接反对我所提出的“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的命题,说我在这一命题下面已经把美混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混同于“物的     

“实践”应是三个要素

赖金良同志在《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上发表了《关于“实践要素”的商榷》一文,认为“实践”不等于“实践过程”,“实践”只包含目的性和物质性两个基本要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实践本来就具有过程性。实践是人有目的的物质活     

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三个基本命题

“美是真与善的桥梁”、“美在自由”、“美是无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德国古典美学申的三个基本命题。前者在认识与实践之间发现了独特的情感领域,中者在理论上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后者抓住了自觉性与非自觉性相结合的创作和欣赏规律。分析和理解这三个命题,并梳理出其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对“规律本身发展说”与“规律静止说”的商榷

关于“规律本身是否发展”的讨论,从六十年代持续至今.秀民在《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发表《评“规律发展说”》(以下简称《评》),批评规律本身也是发展的命题,认为规律只是事物静止的内容.这两种观点,我们以为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客观规律是运动发展和静止稳定的辩证统一.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小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联工作——赴社联海南“三南”协作会发言提纲

去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社会土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在理论上,它将引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大调整、大改革、大充实、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广西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应当说,这个“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绝大部分主要学科。但这是就社会科学学科的内容说的。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包括其管理体制是否也面临着变革呢?这是毫无疑问的。     

“形式犯”也有犯罪因果关系

1983年《社会科学》第四期刊载的汪纲翔同志《论犯罪因果关系》一文(下简称《汪文》)在论述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时提出:“只有实质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才具有犯罪的因果关系,形式犯不存在犯罪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值得商榷。     

关于“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商讨——向彭泽农、林圃同志请教

彭泽农、林圃同志在《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和《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发表文章,对波浪式发展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波浪式发展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说明。应该承认,这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体系,是一个新的探索。彭、林俩同志提出,唯物辩证法规律是一“根本”三“基本”,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一的根本规律,它具体表现为平衡不平衡的波浪式发展规律,量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及其科学整合——兼答何祚榕先生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现当代实践中的确证》一文引起了一些反响。何祚榕先生在同刊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撰文,评述了我的文章中关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三种不同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理...     

也谈实践的定义——与吴建国、崔绪治二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吴建国、崔绪治二同志的《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目的性不应该概括到实践的定义中去,不赞同把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把能动性列为实践的特征。否则,就是把实践“二元化”,就是实践观上的“二元论”,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对此,我是持异议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吴、崔二同志所说的,是如何给实践下定义的问题。所以,本文仅就实践的定义问题谈一点看法,并与吴、崔二同志商榷。     

不宜用“多样化”描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邓伟志同志商榷

邓伟志同志在《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上撰文《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问题》,就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大胆的看法。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是一个不尽妥当的命题,在此谈几点不同的认识,与邓伟志同志共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了。前几年,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三”(三分法”、“三点论”、“三位一体”)的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 近两年,有不少同志对“一分为三”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他     

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属于半社会主义半民主主义性质

张绍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与《释“斡脱克”》一文商榷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2期发表了笔者拙文《起辇谷纵横探》之后,喀喇沁夫同志写了《释“斡脱克”》一文(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文中就“大鄂托克”一地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和笔者讨论。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有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喀喇沁夫同志讨论。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吗?——与王乾都同志商榷

<正> 王乾都同志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一文(《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中,对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第一个飞跃只赋予“由实践到认识”这个阶段。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为此,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与王乾都同志商榷。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兼与黄楠森、朱德生二先生商榷

<正> 黄楠森先生《当前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对当前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读后给人以启发。朱德生先生《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为我关系”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然而,这两篇文章在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