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试论荀悦《汉纪》中的天命论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是东汉末年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和重要的历史学家.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荀悦始辟镇东将军曹操府,旋迁汉庭黄门侍郎,和荀彧、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积极为东汉王朝的“中兴”出谋画策.他于这期间(建安元年—二年)写成的《申鉴》五篇,即是这“旦夕谈论”的集结.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时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书成奏上.迁为待中.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此现存新编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荀悦思想浅说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汉末史学家,荀子的十三世孙.《后汉书》本传说,荀悦自幼聪颖,十二岁就能说《春秋》.由于“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政,他隐居不仕,当时一般人都不了解他,唯有其从弟荀或特别尊敬他.后来他应召至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或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当时曹操专权.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于是作《申鉴》五篇,专论为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帝览而善之.”献帝喜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字多并且难懂,命荀悦依照《左传》体例加以改写,于是荀悦写成《汉纪》三十卷.他另外还著有《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     

《汉书》语言研究述略

本文分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对《汉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述评,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关于《汉书》语言研究的历程.对东汉至清代对《汉书》从语言方面进行的研究很少,多数还是历朝历代从实用的角度对《汉书》进行的注解、校勘以及评点等工作.解放后对《汉书》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谷,近年来虽开始着眼对《汉书》语言的研究,但与《史记》相比数量还是偏少,《汉书》语言研究尚需加强.     

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

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他撰著宏富,而在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代表作则是《汉书补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组成,东汉班固撰,实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才告完成。它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汉一代历史无与伦比的珍贵文献。但《汉书》的微文奥义、连才高博洽、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的一代通儒马融,亦感通贯非易,也要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因此,从东汉起,诠释《汉书》者不乏其人。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从骨臼刻辞看殷虚甲骨的管理方法与我国图书目录的起源

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图书目录要数《汉书艺文志》了。《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别录》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后二者在唐代均佚,清人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虽有辑佚,但毕竟不算一部完整的原图书目录了。这就证明,我国图书目录决非自《汉书、艺文志》始,而是在它之前就早已有图书目录产生出来了。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后人沿用不衰,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从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东汉前后的文献实证以及东汉以前人们的尚左心理几个方面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汉书·艺文志》所载大学著作研究

《汉书·艺文志》所载大学著作研究陈黎明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建立于东汉时期，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即言：“郑（玄）、许（慎）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①因之，语言学史类著作往往自东汉开始说起．实际上，《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     

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

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互有矛盾,被学者称为东汉户口总数之谜。但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些户口之谜,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续汉书·那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东汉人口增长和减少的演变——《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资料研究之一

考察东汉的人口状况,其重要依据是《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刘昭的注。刘昭的注又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即应劭的《汉宫仪》、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伏无忌的户口、垦田材料。从东汉建立到永寿年间的人口演变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光武帝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年),二是从和帝元兴元年至桓帝永寿年间(105～158年),前者是人口的恢复和增长期,后者是人口的徘徊和波动期。东汉后期(157～220年),是人口锐减的时期。及至三国,人口数已降到东汉初年的水平线以下.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人口数的升与降,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