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期徒刑适用的罪刑均衡研究

本文分析了有期徒刑适用中罪刑均衡问题.作者认为,除了法官自身方面原因外,刑事立法粗疏、审判体制不完备、外部环境影响是有期徒刑适用中罪与刑不相适应的主要原因.要实现有期徒刑适用中罪与刑相适应,必须在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规范法官行为的同时,进行相应的刑事立法改革,合理配置法定法,细化量刑情节,实行刑格制;在审判体制上,扩大合议庭与独任制审判员的权限,落实错案追究制,严格执行程序法;且要协调好其他权力部门及舆论监督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应当从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就法定刑而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较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相关罪名偏轻。就司法实践而言,污染环境罪中行为犯的自由刑较轻尚可以理解,但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平均自由刑明显偏轻以及罚金刑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且总体偏轻,就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建议将该罪的法定刑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并提升最高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应当严格认定,主要以行为人的违法收益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罪刑关系重构论——兼论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的关系

传统的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都是一元的罪刑关系理论,其立论基础是一元的犯罪观和刑罚观.随着新旧两派观点的逐步融合,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由一元走向二元,这也导致罪刑关系论由一元向二元演进.现代刑法理论中的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都是二元的罪刑关系论,均将报应和特殊预防纳入考量视野.二元的罪刑关系由“巴然之罪—报应”和“未然之罪—特殊预防”两个维度组成.在兼顾报应和特殊预防的前提下,罪刑均衡强调刑罚要与犯罪相对称,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个别化强调刑罚要与犯罪人的人格状况相适应,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罪刑均衡是刑罚个别化的上位原则,刑罚个别化是罪刑均衡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博弈均衡及其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从非合作博弈的两个主要研究角度看,博弈可分为四种类型。四种类型的博弈相互联结,就有四种博弈均衡,即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和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它们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应用为我国行政管理提供了启示。     

大型体育赛事立法的利益博弈与均衡——基于利益分析理论的视角

利益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法学研究方法,利益法学认为法律的价值是一种利益价值,法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确认和衡平利益,并保障合法利益的实现。本研究以利益分析理论检视体育赛事相关立法,并以奥运立法为分析案例,解析体育赛事立法中的利益主体、利益分类,探寻利益博弈格局,进而提出利益均衡的原则和建议,以期得出完善大型体育赛事立法的一般规律。     

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都应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外机坠地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亦是法律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产生了罪刑法定思想的萌芽,如罗马法即有“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并且当时就形成了所谓“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格言。但是,作为罪刑…     

基于博弈均衡的自然正义——肯·宾默尔平等观的自然主义基础探究

肯·宾默尔认为正义是人们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在博弈均衡状态下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是社会演化的结果。宾默尔通过在正义问题的研究中对博弈论模型的引入,指出代表正义的社会契约不仅具有稳定和效率的特征,而且是平等的。宾默尔的理论有效地规避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缺陷,但同时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     

农民增收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以分析与农民增收有关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为主线,探讨了政府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民与国外竞争者等“当局人”的博弈均衡关系,提出为增加农民收入应采取的对策。     

基于博弈模型的基金“老鼠仓”行为治理

近年来,我国基金业"老鼠仓"事件频发,导致投资者质疑基金管理人能否恪尽职守,履行其信赖义务。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基金公司与基金经理之间博弈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求出博弈均衡解揭示基金老鼠仓行为与基金经理受到的处罚力度、基金公司的内部监管力度、监管成本及效用有关,最后分析治理老鼠仓行为的对策。     

未遂犯中的特例:不能未遂与中止未遂竞合问题研究

不能未遂是行为人想通过本来不包含完成犯罪的危险行为以实现犯罪的情形.中止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根据"自己的意思"而中止的场合.不能未遂与中止未遂都属于广义的未遂犯范畴,在时间、结果等方面存在着竞合的可能性,二者的竞合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从应然层面看,应该将其定性为中止犯,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准中止犯符合中国的法治环境,与中国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一致,在世界范围的准中止犯立法化的趋势下,引入准中止犯的概念是必要且可行之举.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犯罪预备可罚性的本质探究——兼论抢劫罪犯罪预备的认定

处罚犯罪预备是因为预备行为具有危险性,如果不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阻挡,这种预备行为将可能会发展成实行行为。正是预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惯性,对刑法法益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因此立法者事先动用刑罚权,来保护刑法法益,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事先动用刑罚权的行为毕竟是一种推定行为,对其应严格加以限制,否则将造成刑罚权的滥用和忽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犯罪客体预防的理论与实践

犯罪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害之一,如何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是全世界共同面临一个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做好犯罪预防工作.然而,传统的犯罪预防是针对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即犯罪主体而言的,忽视了犯罪客体在预防方面的重要性.加强犯罪主体预防,只能减少犯罪主体的产生,而加强犯罪客体预防,则可减轻犯罪行为而造成的侵害后果.可见,犯罪客体预防应当成为犯罪预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引起高度重视.     

博弈、平衡与发展:手机游戏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汗漫于网络空间的泛娱乐化、泛游戏化内容阻滞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发展,而手机游戏以其使情成体、操作爽快、体验沉浸等优点日渐成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手机游戏场域中三个子场域之间冲突与博弈：政府场域中教育主体的“灌输管控”、资本场域中教育介体的“资本操纵”以及消费场域中教育客体的“舆论反抗”,探索多个子场域交织的动态平衡关系,提出在资本场域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发挥根本性引领作用,贯穿手机游戏产业链,严把手机游戏质量关;在消费场域中提高网民辨别力,矫正文化消费观;政府场域中要内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到各子场域中,让三个子场域形成自律自制的统一有机体,以进一步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添趣。     

选择性罪名研究

选择性罪名是两高对存在多个同类构成要素、或者分别表现为多种形态的数个不同类构成要素的罪状的高度概括,是司法解释的一种选择。附属法条的同一性、纯正亚犯罪构成的独立性、选择性要素的同质性、以及各选择性要素间的逻辑勾连,是选择性罪名确定的主要依据。对选择性罪名以一罪认定可能导致罪刑失衡,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数罪并罚。     

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

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思维路径,不仅有其逻辑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法理根基。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以刑制罪,一要理性认识法定刑的质,二要在比较中明确法定刑的量,三要注意刑事政策对法定刑的影响。     

侦查阶段控辩平等之思考

控辩平等是刑诉法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相比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平等对抗以体现控辩平等而言,对证据的取得和掌握的重要阶段,侦查阶段的控辩平等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由于侦查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受限制较多,在控辩关系上体现出＂一边倒＂的特点。因此应当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合理规制,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从而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平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