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声明”与汉字音声调关系的考订

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汉字音、汉语声调时, 非常重视佛教“声明”中“节博士”资料,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利用“节博士”资料构拟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因此, 在突出赖惟勤、金田一春彦等学者学术贡献的同时, 强调这些理论、方法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以及总结考订得失,进一步开拓学术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初中语文教材中“啊”字音变

初中语文教材中“啊”字音变的处理不当，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甩”“摔”和“蟀”的读音问题

"甩"、"摔"是同词分化字形,考察两字的意义关联,其语义核心是利用圆周运动产生的离心力处置事物。考察元曲和聊斋俚曲,并参照有入声韵、有入声调和无入声三类现代方言读音,可证"摔"一词的读音跟"蟀"一样来自入声,《方言调查字表》的[摔]的音韵地位应当修正。     

成语的“新义”现象和规范问题

本文拟讨论近些年出现的一些成语“新义”现象的规范问题。这里的“新义”,指的是成语新出现的意义,这些意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运用于人们的语言实践,但尚未取得规范资格。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一、类型和用例。二、评判标准：动态的规范观。三、新义成因：语言内外因。四、引发的几点思考。     

“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扬”“抑”策略在汉语交际中的运用十分普遍,对这种交际策略的偏爱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文化内涵。“扬”“抑”策略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方式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等级尊卑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新奇之美和一波三折之美审美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折光反映。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源于“三礼”中的成语

"三礼"是传统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承载大量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信息外,还从源头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汉语。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成语,追根溯源,不少都源自于"三礼"。     

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的比较

越南语中“du■c”和现代汉语中“得”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极为相似,通过对比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揭示出母语为越南语的留学生在学习“得”字句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全球化背景下汉语“欧化”现象考证与分析

汉语欧化现象在中国起源较早,从20世纪初大量显现。当前汉语欧化的具体表现为汉语词汇的欧化、汉语词法的欧化以及汉语句法的欧化。而全球化背景下汉语欧化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因素、大众媒体因素。因此,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汉语欧化现象,也应该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和对待,政府要从宏观层面规范汉语的使用,相关的语言文字使用者应当起到示范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对汉字的规范性使用。     

说“范儿”

＂范儿＂作为方言词汇存在于北方方言之中,但在新时期发展出了新意义。本文主要通过与方言中的＂范儿＂和＂风范＂等近义词比较考察,发掘该词近年来在语义特征与语法表征上的新发展,同时探讨其在使用的过程中语体风格的独特之处。     

浅谈汉语“的”字词组和英语“定冠词＋形容词”词组现象

本文对汉语＂的＂字词组和英语＂定冠词＋形容词＂词组组词现象分别加以探析。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粉墨登场”的新用法

"谁知道"作为习语可以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等于说"不料"、"没能料到",还可以表示"不可预料"、"难以猜测"、"不知道"等义.     

话本小说“篇尾”的语体特征及其历史演进

篇尾的语言表述方式是其存在的物质形态,大致包含韵语式、韵散结合式和散语式三种。这三种语体在话本小说发展的不同时段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也表现出了迥异的特征。因此,历史地梳理篇尾的语体特征、弄清其言说方式的演进,对我们把握篇尾的性质与功能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暂时”与“临时”辨析

“暂时”和“临时”在语义和句法方面各有特点:语义上,“暂时”的情状具有可控性或者在非可控状态下可断定其会发生变化,而“临时”的情状只具有可控性;句法功能上,主要表现在对动词、名词的选择上。     

《左传》的“我”和“吾”

上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各代词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学术界甚感兴趣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古今学者进行了多方探索 ,提出了种种见解 ,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1] 其中“我”、“吾”、“女”的关系更因胡适和高本汉的有关论著而成为问题的焦点。[2 ]1918年 2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吾我篇》和《尔汝篇》 ,[3] 首次较为全面地从语法角度考察了“我”和“吾”、“尔”和“女”之间的区别。其中关于“我”和“吾”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一 )“吾”用作主语、定语 ,不可用作宾语 ;(二 )“我”用作宾语、定语 ,有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学习型”政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为着继续生存和执政而作出系统思考的结果。是思想路线的再次自我超越,是先进性的新闻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愿望。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学习型”政党完整的理论与操作体系。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