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园诗及晚唐诗僧对田园诗原始形态的复归

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是和中国文人的隐逸人格精神紧密相连的。晚唐以来,以皎然、贯休为代表的诗僧创作了一批描写田园生活,反映隐逸思想的诗作,这些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境界有别于盛唐时代诗人们亦官亦隐的心态和观念,而是对陶渊明时代那种亲近自然、躬耕陇亩的状态的某种复归。这种复归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诗人与田园的距离,一是诗人受儒教与佛...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朝鲜历代汉诗概观(2)

高丽王朝仿效中国开科取士，开办书院，复设国子监，派遣生徒留学中国，甚至规定文臣每月上诗三首，赋一篇，其汉文汉诗大为普及，存世的诗文集多达二百多种。高丽时代的诗社有“海左七贤”等，并称有“丽末三隐”等，最重要的诗人则是李奎报和李齐贤，一向被誉为高丽文学双璧。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     

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

李白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影响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中国著名诗人。本文从李白传奇式的经历、思想情操、崇高人格、以气为主的创作特点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高丽汉诗诗人的创作、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从而肯定李白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试论七律的定型与成熟

学术界普遍认为，七律定型于沈、宋而成熟于王维。本文作者对《全唐诗》所收初盛唐诗人作品进行格律上的细致审核，发现上述观点与创作实践不符，沈、宋“七律”多有失粘之处，难取“定型”之功；王维“七律”亦大量失粘，且内容多为应制或应酬之作，难享“成熟”之誉。文章在详尽考察初盛唐诸诗人作品运用格律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即：七律定型于李峤而成熟于杜甫     

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四

《同文馆唱和诗》,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的重现与提升。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每个诗人的精神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曹辅的从军经历以及邓忠臣的旧隐生活,引起诗人们的共同兴致,锁院因此而连接起塞外风云与湖湘山水;蔡肇的谈禅又勾画出别样的亦真亦幻的佛禅世界。     

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研究

受盛唐诗风和中国剑文化的影响,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抒发了诗人尚武任侠的豪情,也是诗人无尽的孤愤和高洁品质的象征。"剑"意象抒发了诗人的远大理想,也成就了其汉诗雄健奇壮的风格。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成都唐才子雍陶诗校补

晚唐才子,成都人雍陶大和八年进士及第,终官雅州刺史。两唐书虽未为其立传,但《唐诗纪事》《云谿友议》《鉴戒录》《唐才子传》均载其事迹。作为诗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高丽佚名学者将其十首七律选入《十抄诗》里,其七首在中土已散佚,属吉光片羽。之后又有名僧子山编成《夹注名贤十抄诗》一书,注文所引经、史、子、集诸文献亦有一些散佚之作,今成辑佚者之资粮也。释子山夹注被后人讥为多“鲁鱼（亥豕）之讹”,今据他书比勘,删衍文,补夺文,匡讹正误,使之更臻完善,更好还原、理解雍陶诗,更有益于中外学术交流。     

性理学视域下高丽末期汉诗主题意蕴论析

高丽末期(1260-1392)时政混乱,新兴士大夫们积极主动地从中国元朝引进朱子学,并将其作为革除现实弊病的理论武器.文学家、性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汉诗创作具有浓郁的性理学精神意蕴.他们高扬性理学者直面社会人生的入世精神,不仅借鉴了杜甫感时写史的书写传统,以时事入诗、以诗记史,也敢于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此外,他们深受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影响,"忠孝节义"成为其汉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还将"敬慎"、格物致知等性理学思想作为其抒写主题.     

《辋川集》的经典化和辋川模式的建立

后人对《辋川集》的接受不仅是诗歌艺术的论析和诗歌意蕴的阐释,更突出地表现为对一种精神境界和人格范型的认同与向往。历代文人围绕辋川别业的吟咏感慨和心慕手追塑造了具有原型意义的"辋川模式",其内涵主要包括经典园林的构建模式、文人雅集酬唱的吟游方式、亦官亦隐的处世方式,以及调理性情、回避矛盾的人格精神。较之陶渊明的"桃源","辋川模式"对士人有更大的现实吸引力。     

韩国四十年(1954-1995)陶渊明研究概说

甲、中如交往使高丽人认识了陶渊明中国与朝鲜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密切的联系与交往。正是在这种联系与交往中，陶渊明和他的作品走进了朝鲜半岛，并渐渐被高丽人所认识、所传颂、所在爱。陶渊明的作品最早被介绍到朝鲜半岛，是在统一的新罗时代（660－935），即我国盛唐时期。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梁昭明太子的《文选》，由于它在朝鲜半岛的广泛流传，高丽的文人学土有机会通过《文选》而认识了陶渊明其人其诗其文。此后，经过高丽时代（9181392）和李朝时代（13921910），又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衍变，《昭明文选…     

盛唐游仙诗中的道教文化意蕴

盛唐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期,由于朝廷的推重,崇道求仙的社会风气使诗人们受到严重的浸染,这一文化 心理充分体现在游仙诗的创作中 道教文化时盛唐游仙诗的精神意蕴与艺术风貌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引发了诗人们对 于人生自由和个体生命永恒的玄想与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仙诗的艺术品格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从唐诗看盛唐边塞气象

盛唐边塞诗歌是盛唐文学积极进取精神的承担者,它的繁荣在于边塞诗人的入边、游边和使边,其外敛的意识是儒家“兼济天下”胸怀的完美演绎。文章分析了盛唐边塞诗歌的特征:功名理想和爱国情怀;侠义精神与英雄情结;边塞风物与乐观情绪。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盛唐气象论

(一) 宋严羽《论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指的就是唐宋气象的内涵有别。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论唐之气象也有类似看法,“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格高”指格调高越、诗旨昂扬。“气畅”指诗意师心,自然成篇。可见,盛唐气象原为诗评家推崇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的风格。本文借用严羽、谢榛等人的盛唐气象概念,由诗扩大到文艺领域,凡音乐、书法、绘画、歌、舞、服饰等等,亦均有与诗歌相类的时代风格,产生气象的共鸣,其共同的意蕴是,闪耀着唐人健康向上的风采、恢宏豪宕的气质、雄浑宽远的境界。这种文化风骨成为唐人创造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