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介词“按”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按”来源于先秦动词“按”.“按”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东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按”可以重新分析为介词,介词“按”萌芽显现,魏晋南北朝至隋,“按”的介词用法逐渐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按”进入沉寂期,直到清代,介词“按”的使用频率才大幅提高.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按”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按”由本义“用手向下压”经由“查验、考核”义演变为“依据”义.“按”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按”发生语义演变导致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说"搁"

此文从一个新的语法现象——介词“搁”的出现入手，分别探讨了动词“搁”和介词“搁”的句法、语义特征，并对动词“搁”虚化为介词“搁”的过程、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同时分析动词“搁”虚化为介词“搁”的条件。     

动词后的方位介词“著”的语法化路径

前人关于＂著＂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其作为持续体标记的演化过程的探讨。动词后的方位介词＂著＂的讨论多只是附带说明。鉴于动词后的方位介词＂著＂的演化与持续体标记＂著＂的来源有密切关系,而前人研究又有待深入,本文通过对先秦、汉代、六朝文献材料的考察和梳理,尝试对中古动词后的方位介词＂著＂的语法化路径作出重释。     

北京话介词“奔”的产生和发展

动词"奔"的使用可追溯至诗经时代,但表方向的介词"奔"的产生在明代前后,表"目的或原因"的介词"奔"出现得更晚,可能在20世纪前后。动词"奔"语法化为介词"奔"的必要条件是"奔"出现在双动句中。     

从魏晋南北朝介词“当”看其方所范畴与时间范畴的关系

当是先秦时期产生的介词,可引进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和进行的时间。本文以魏晋南北朝这一断代为研究视角,在搜集众多非佛经语料和佛经语料的基础上,考察介词当的方所用法和时间用法,并运用语法化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其所表示的方所范畴和时间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求其虚化和演变的机制。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介词“将”的产生

从表处置、表工具、表伴随三个方面阐述介词“将”的产生，分析其产生的动因，描述“将”由动词向介词发展的过程，希望对介词“将”的研究有所帮助。     

“沿顺”义介词的内部层次性

沿顺义处所介词主要有缘、循、随、沿、顺、寻等,该类介词呈现出内部层次性:其一,各成员的虚化程度不同:顺>沿>随>缘>寻>循;其二,同一介词虚化程度不同:动词>半介词>准介词>介词。在(N)·V1(缘、循、随、沿、顺、寻)·N·V2·(N)结构中,V2的[±运行]义与N的[±空间]义的组配关系,制约着V1的介词化程度。形成语法化内部层次性的原因主要是源义的制约,同类介词中,源义单纯、宽泛的介词语法化程度高于源义复杂、精确的介词。     

“例如”是动词还是介词

词类是词的语法特征方面的分类,划分词类与词的归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汉语中划分词类的标准应该是词的语法功能中的组合能力,意义不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同类词的概括意义或意义类别”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属于逻辑范畴,不是语法意义,不能成为划分词类的依据     

英语介词教法点滴

英语介词是一种不能独立使用的词类 ,它必须与后面的名词结合在一起组成介词短语方可使用。英语中介词的使用要比汉语多得多。正确地使用英语介词会使句子结构简单、意义明确而且符合语言习惯。汉语中很多动词在英语中往往用介词来表达。因此 ,用英语潜词造句时不能生硬地、词对词地套用。另外 ,英语介词应用广泛而灵活 ,应特别注意 :介词自身的差异或与其他词类的差异     

试论现代汉语句“V＋介词结构＋V”格式

学术界普遍认同：动词后的介词结构为补语，动词前的介词结构为状语。介词结构处于两动词间的语法意义相对复杂，我们从结构和语义两大方面尝试分析“V＋介词结构＋V”格式。     

西欧骑士教育与中国武举教育比较研究

西欧骑士教育与中国武举教育几乎都伴随着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之始终。作为特定历史时期高举尚武精神的特殊阶层,他们集中体现了各自社会的诸多特征,对社会道德、观念、行为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由于中西方孕育文化的土壤不同,西欧社会演化为以骑士为政治核心,而中国则出现文人士大夫政治,对于武道相对轻视。两者相较,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历史与文化,也给现代军事教育一些重要启示。     

韩剧何以走红中国?

韩剧在今天的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至今热度不减并有继续升温之势。韩剧之所以在中国迅速走红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韩剧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具有极大的亲和力;二是韩剧对真情的执著表达满足了观众对于终极价值寻找的渴望;三是韩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做到和而不同和文化自觉。     

现代汉语介词的语义表现

在现代汉语中,介词虽被归为虚词,但是它们却有着不容忽视的语义表现：可以作为结构中心支配其他成分,内部成员数量比较多、分工明确、表达细腻。其句法上倾向于出现在动词之前的位置上,依附于后面的动词短语。     

汉代蹴鞠述论

汉代是蹴鞠发展的重要时期,活动群体广泛,形式多样,并初步形成了竞技规则。随着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蹴鞠的盛行区域存在着从山东经河南向陕西推移的现象。汉代蹴鞠最重要的物化形式是汉画像石,其广泛存在,除蹴鞠在汉代盛行外,还与汉代士人借物喻政的思想意识有关。     

论明以来叙事文学中的武举形象

文章选择小说、戏曲、宝卷、弹词、鼓书等叙事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武举形象,发现武举多是作为背景人物静态出现,很少作为文学作品主人公,武举人物面目模糊不清,有文士化甚至女性化倾向。武举的出现使才子佳人武勇化,增加了侠义文学和武侠作品的情节,使这种类型互相借鉴、融合,丰富了文学叙事的类型。无论是纯属虚构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改写,文学作品还是透露出一种真实的历史、社会观念,即在文治社会下“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文学描写的诸多事实或观念都可以在历史文献或现实社会中得到印证,所以它们是另一种“真实”。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的秩序观念建构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产生于唐朝初至中叶,记述了从上至君长到下至百姓的各种传统道德观念,蕴含着对秩序观念的建构,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三个层面：强调君臣关系下的忠臣观念;以君主为主体的尚贤爱民的治理观;孝悌亲友、崇祖敬毕的和谐观及爱美向善的仁义观。该书是作者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以及有选择性地吸收和融合的产物,体现出作者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追求,把下层和上层、边缘和主流联系了起来,增强了族群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了君长统治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当时彝族社会的良性转型和健康发展。     

《白居易资料新编》刍议

在中国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高产作家,为了系统梳理白居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必要全面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基础上,结合近半个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新成果编撰而成的《白居易资料新编》,对于推进白居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从《橘颂》看南国橘和橘文化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其《橘颂》对橘树的热情礼赞反映了先秦时期橘生南国的情况。从《橘颂》及有关的记载中可窥测到南国橘的种植分为楚国、吴越和巴渝等几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