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我国法治转型现实课题的法理解析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是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宪政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突出的表现为法律理念的更新不彻底;法律意识的培育不成熟;规制国家公权力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实践中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关系的价值取向有偏差。认识并解析这些问题,为探究一条符合法治化目标要求的改进路径奠定基础,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面临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开始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社会冲突中的涉民族因素及其解决——兼论法治在民族地区的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冲突处置中,由于涉民族因素被赋予了"敏感"、"特殊"等政治属性,事件的衡平与定性往往被抬到政治决策的高度,法治的缺席导致冲突由单纯的法律关系演变成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优先的冲突治理方式具有效率、秩序的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既不是制度创新,也不是政策替代,非制度化的治理逻辑甚至还抑制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依法治理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建构统一的国家法治体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制定配套性程序规范、完善司法救济、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共识的形成等。     

"仇和现象"的法治思考--法治的一个实践视角

仇和的治理方式引出法治的一系列思考 :法治的价值取向、判断标准、如何本土化运作等都是法治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法治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用法律实现人性关怀的有序化的过程。法治只有完善与否的程度之分 ,绝无“是”与“不是”的结果判断。法治运行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将外在的他律转化为人们内心守法的信念 ,并由此支配人们行为的自律性所形成的社会有序与稳定。法律之治就是将法治中规则正义趋同于实质正义 ,抑制“多数人意志”中的恶性、非理性 ,将这种意志转化为包含有理性正义内容的法律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 ,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 ,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 ,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 ,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完全是可能和必要的。江苏应当率先贯彻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 ,落实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 ,使江苏成为法治中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法治视野下高校内部规则审视

高校法律地位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部规则具有契约规范性质、授权法性质和自治规范性质等多重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内部规则不得不接受法治的审视：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严谨性和强调管理的效率、忽视程序正当等问题与法治要求相背,因此,必须通过完善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和明晰法律保留的范围等方式,为高校提供立法依据的同时缩小高校自由裁量的空间;通过批准和备案制度,加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和对高校内部规则的监督;通过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方式,确定司法对高校干预的限度。     

论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及其深入

刑罚执行具有法治性和社会性,既需体现法律强制惩戒之标尺、尊重刑事法律教义科学性和诉诸法治理性发展,也需体现社会政化之规范、尊重刑事政策民主性和诉诸民众治理犯罪经验。随着我国刑罚执行的嬗变,价值理性、社会功能、内容设计和方式方法上的转变,都预示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而刑罚执行中社会力量的不断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行动的大量出现及其共同体意识的成熟发展,也促使刑罚执行社会化不断深入。     

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法治基础

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有着深厚的法治基础.法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法律应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与异变.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行使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要求对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监督.诉讼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诉讼监督的目标寓于法治的价值层面之中,诉讼监督的制度规范构成了法治的制度规范的重要内容.没有坚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寻求政策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有感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实施

《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祖国统一的维护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在实体上和形式上都极大地体现了法治精神,堪称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创新性举措。《反分裂国家法》突破了以政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启发了作者对政策和法律手段使用的思考。政策和法律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下,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使用中应有不同的侧重。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首先应树立法律的权威,政策应在法律的统帅下发挥积极的作用,寻求法律和政策最佳的结合点,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比较优势,以追求完善的社会治理方式。     

实践依法治国方略: 寻求政策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有感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实施

《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祖国统一的维护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在实体上和形式上都极大地体现了法治精神,堪称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创新性举措.《反分裂国家法》突破了以政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启发了作者对政策和法律手段使用的思考.政策和法律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下,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使用中应有不同的侧重.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首先应树立法律的权威,政策应在法律的统帅下发挥积极的作用,寻求法律和政策最佳的结合点,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比较优势,以追求完善的社会治理方式.     

关于法治建设的哲学审视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从方法论上看必须协调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正视和促成法治建设的外部条件,继承传统法律的合理因素,使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法律的形式原则及实质价值相结合,是中国法治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     

论法治概念与法治判断的要素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法治判断的要素非常重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一种法律精神,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法制模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况,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理想。法治具有主体、客体、依据和标准四个基本要素。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