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典礼赋刍论

初盛唐典礼赋是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典礼赋精心铺陈藉田、明堂、郊祀、狩猎等典礼的盛大场面和实施过程,并对典礼意义进行多方阐发,表现了赫赫国势和文人积极自豪的精神心态.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宋初颂美讽谕赋的新变

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立刻出现值得文人们歌颂的盛世气象,因而,太祖时颂美讽谕政治的赋很少。太宗通过种种措施加强重文的风气,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颂美讽谕赋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以掩盖惭德,粉饰太平,描写典礼、祥瑞的辞赋大量涌现。宋初颂美讽谕赋的创作,有踵武汉晋赋风的倾向,同时受当时政治、心态、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描写典礼的赋大量涌现;二,一些赋中出现富于太平景象的世俗情调;三,讽谕政治的内容被突出强化了,且重在穷究治乱之理。     

论南宋前中期的词坛风尚及尊体进程

宋代是词体发展成熟期,以靖康之变为分水岭,南、北宋词创作从主题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明显不同。南渡后,金兵南侵、朝廷乐禁以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使得传统词坛创作环境发生断裂,词体在主题、功能上产生新变,词集刊刻较为丰富,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词逐渐摆脱了北宋以来的"小道"地位,明显向诗靠拢。从词体发展史来看,南宋前中期是词风嬗变以及推尊词体的重要阶段。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从南宋士大夫的议论看宋代的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铨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选人能否改官,全凭荐举一途。这就造成了宋代选人奔竞、举主滥荐而吏部铨吏也借此因缘为奸的现象。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无不忧心。在南宋人的文集中,大量记载了南宋人对荐举之弊的议论,并寻求治弊的良药。     

论南宋市民文艺的美学风韵

市民文艺作为市民阶层进行审美活动的主要形式,一定要在像南宋临安那样成熟的大型消费城市,才有可能出现。因此,市民文艺只有到了农业社会的成熟阶段,才有可能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美学领域的主要思潮。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产生原因探析——以周初天道观的形成为基点

祥瑞(或称符瑞、祯祥等)是中国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祥瑞文化的产生客观上需要王权、天命、德行等因素的出现并与征兆信仰相互配合。周代初期,周人在反思殷亡的历史教训中摒弃了殷人极端的宗教观念,将王权与天命联系起来,以"德行"因素作为政治评判准则,进而形成了崭新的天道观念。新的天道观念的形成为祥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祥瑞文化的产生。     

论南宋田园题材作品的美学意蕴

在历练成熟的宋人这里,主体的审美观念变得更为接近实际。一切农村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人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一经主体审美观念的烛照,全都焕发出美的光彩,具备了滋味隽永的美学意趣。     

论南宋杭州的"说话"家数

南宋杭州“说话”伎艺较北宋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文体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说话”家数的分类。“说话”四家为:第一家“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第二家“说公案”,内容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第三家“说铁骑儿”,内容多写士马金鼓之事;第四家说经,内容是演说佛事。“说话”与往常列入家数的“说参请”和“讲史”,都是当时瓦舍中处于同一层面上的说讲伎艺,不存在类属关系。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论南宋乾淳之际理学的发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理学传播的黄金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非主流派的学术与政治地位使理学得以从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完善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贵州地区在南宋、蒙(元)战争中的作用

在南宋抗击蒙古的早期战争中,贵州成为西蜀战场的辅助战场,它作为南宋京湖战场防御体系的延伸,在阻止蒙古军队从四川的泸州、宜宾一带经播州(遵义)到思州(贵州铜仁)进入湖南,或从云南经贵州的黄平到玉屏等地进入湖南攻击南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元嘉诗歌新变背景下山水诗的赋法意识与实践

元嘉诗歌的新变,是基于晋宋之际新自然观确立之后山水景物成为客观表现对象的特殊诗学背景.而作为济变的诗学要素,文体宜兼的自觉意识和大胆的赋法实践,不仅适应了山水题材体物图貌的艺术新追求,而且也深契于元嘉诗人积渐已久的繁富之才.     

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

通过对南宋初期辞赋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的文人在逐渐摆脱精神的自闭,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归淑世精神,而是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庸俗和妩媚。他们汲汲于家族的兴旺和富贵利达,见识也鄙俚不堪,类同齐民百姓,他们紧跟文坛主旋律,盲目地为当道者歌功颂德;他们以旖旎多姿的情怀感受大千世界,向往田园的宁静澹逸,关注庸常生活的盎然情趣,在吟咏物象中寄托摇曳动人的怀抱,在如梦如幻的人生感受中淡忘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化倾向源于其时文人人生态度的趋向庸俗,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偏安的心理、享乐的风气、对科举的过分看重以及学术思想的趋向世俗等因素造就了士人们庸俗的灵魂,从而也造就了辞赋的世俗化倾向。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

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大致可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许多市镇商业发展迅猛,手工业兴盛,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类似城市的特征.市镇的发展和兴盛,引发了浙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起步.     

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

南宋定都临安,对杭州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强烈渗透.随着宋室的南迁,成千上万的北方移民纷纷来到了这个新的都城.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是都城效应.即集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于一体,使杭州从北宋一个国内的中等城市迅速跃升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