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之定位与诗话学献疑

诗话的定位,应该是个“混合体”就内容言,既论诗及事,又论诗及辞,而且是辞中及事,事中及辞。就风格言,又介于“严肃”与“游戏”之间,轻松的笔调蕴藏着重要的诗理,严正的批评又带些诙谐的成分。就体式言,诗话属于一种学术专著。“诗话学”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东方诗话学”更缺乏强大的理论支撑。     

试论“小道消息”的成因及其调控

“小道消息”又称“传闻”、流言、传言等。它是社会舆论中的一种畸变形式。“小道消息”增多,往往是社会动荡的一种预兆,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公众心理扭曲和社会不良后果。 一、“小道消息”的界说 及其特征所谓“小道消息”,是指所传内容的事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

行政处罚的适用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彳亍政处罚法》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必须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本文就“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意义和行政处罚中的适用进行了论述。     

谈唐诗中的“何事”

“何+事”的形式出现在唐人诗句中更为普遍.如《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五十一所录刘长卿诗五百零八首,其中有十九次出现“何事”,其用法亦较六朝更富于变化.通过对“何+事”在唐人诗句中用法的考查,笔者感到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试分述如下:一、表示“缘何”、“为什么”语义的“何+事”.如果我们把视点聚集到用作“缘何”、“为什么”语义的“何+事”的来源上,就会发现一些新鲜的内容.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两诉”问题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两诉”问题刘卫翔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不存在各国共同适用的统一的诉讼程序法，加之当事人为各自利益所驱使因而经常出现原告向不同法院就同一事实提起诉讼，或者原被告就同一事实分别向不同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势，也就是“一事两诉”问题。它...     

我是“上帝“我怕谁

市场流行“宰你没商量”,这就注定了“上帝”们的“苦大仇深”。其实,这与“上帝”们的“长不大”也颇有关,今天才挨“宰”,转身就忘光,只会认倒霉,明天必定又会上当也。笔者也系所谓“上帝”之一。但值得庆幸的是,上当多了终学乖,一经“觉醒”后自我保护的意识渐强,挨“宰”上当的事从此大大减少矣。且讲一段我当“上帝”的故事为证:     

卜辞·“立事”说——兼谈商代的战法

甲骨文中常见“立事”一辞,事字早期多作形,晚期多作形,有作当是形的缺刻。“立事”过去多读为“立使”或“立吏”,从有关卜辞看应读为“立事”。 《殷墟卜辞综述》谓“立吏云云,当指立使或莅事于侯伯”,又云“立吏的对象是侯伯”,是“与侯伯建立使者的关系”。有的认为商王与诸侯之间的这种使者之关系表示“王的宗主权和侯伯对这种宗主权的承认及服从”。也还有“立事就是派遣祭祀的使者,即是立使之意”的说法。我们查验了有关卜辞,认为“立     

“一事一议”为何效果不佳：基于机制设计视角

“一事一议”在实践中效果不佳。文章从机制设计视角出发,分析讨论了“一事一议”制度的目标设计、激励机制和实施机制,指出制度设计不当,对于农民群众和乡镇干部激励不足,实施成本过高且缺乏可操作性是“一事一议”在终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曹禺剧作“引用”手段的运用

引用是重要的传统修辞手段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把引用叫作事类,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意思是说,文章的事类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援引事例来证明文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义。他还提到“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的说法。前者是说,引用事例来证明所要说的意义,后者是说,引用现成话来说明道理。这就说明了引用什么(材料)和为什么而引用(目的或作用)的问题。刘勰关于引用的这些说法具有普遍的意义,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蔡邕"变节说"辩

蔡邕“事董”一事一直被当作他人格中的污点而受到后人的指责,这是不公平的。汉末衰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蔡邕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他受当时社会批判思潮及道家“贵生”思想的影响,“事董”只是他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不能以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来指责他。     

关于我国荒漠化防治问题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一、关于荒漠化防治问题的误区1 .认为荒漠化防治就是“植树造林” ,只是林业一个部门的事从荒漠化的成因就可以明显看出 ,植树造林虽然是荒漠化防治的最主要的措施 ,但它不是防治措施的全部 ,它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措施。所以 ,荒漠化防治也不单是林业一个部门的事。特别是荒漠化防治中的“防”字 ,是与区域经济、当地的资源管理水平、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跨水利、农业、林业、矿产业、建筑业及其它工业部门的社会化大工程。单靠林业一个部门“植树造林” ,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荒漠化日益加剧的趋势。2 .“重治轻防”、“标本…     

略论明代科道官的“风闻言事”

所谓“风闻言事”,指监察官可以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根据一些传言之词,即可弹纠举事。①又称“风弹”。监察官可以风闻弹人,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独有的一项规定。据宋人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②此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封建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弹劾制度。明代“风闻言事”的情形如何呢？迄今尚无论者专文述及。基于此,笔者拟就明代科道官风弹的特征及其作用略加陈述。第一,科道官“风闻言事”时开时禁。明代是否允许科道官“风闻言事”呢？迄今尚无定论。或曰明代一直倡行此制;或言明…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

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陈辽（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京２１００２４）最近，一些学者给“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定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关系到莘莘学子和后代文学爱好者如何正确认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也正因此，就必须对“２０世纪中...     

谬误满箩?——晏子与楚王互出“逻辑茅招”!

1、齐人善盗? 《晏子春秋》载有晏子出使楚国一事,共三个回合。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现先引出第三回合: 楚王摆开酒席宴请晏子,侍从绑着一人带到王面前。 王:“绑的是什么人?” 侍从:“齐国人,犯强盗罪。” 王看着晏子:“齐人生来就善做强盗吗?”     

论韩愈的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

“文以明道”是韩愈文学理论的宗旨,“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是创作过程论的关键,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是对写作的具体要求。这里就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说的理论价值及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一、气盛言宜说的渊源在我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文气之说倍受重视,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也多以文中之气论析文章的文骨文质。然而,把气与文联系起来,作为文学的重要理论去衡量文章,指导文学创作,是中唐古文大家韩愈。     

身边的那些“牛人”“牛事”

生活中,每每看到有人做了一件我们认为很难做到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时,总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一句“你真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惊讶和对他的敬佩之情。这个人自然是我们眼中的“牛人”,他做的事也就成为我们眼中的“牛事”。那如何把身边的“牛人”“牛事”请进自己的作文中呢?快来写写吧!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知人论事不能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简评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

若干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一种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论人论事的倾向,这恐怕也是一种“左”的影响。例如,对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由积极转为消极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依据是:一、白居易后期脱离了政治斗争,过着“知足保和”的退隐生活。二、白居易后期的作品多是“闲适诗”、“杂律诗”,早期为民请命的“讽谕诗”几乎搁笔不写了。     

大地之子与美学之思--解读曾繁仁教授的新存在论美学观及新人文精神

有人把“做官”、“经商”、“做学问”加以比较,认为三件事中“做学问”最难。其实这种说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该说任何事情要想做好都不容易,都同样地难;但若结合当下现实看,说做学问更难也不是毫无道理。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是个大学问家,据说他的一个弟子有一次问他:“学习您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呀?”欧几里德没有作答,只是吩咐仆人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这个故事说明了无论求学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件很难的事,难就难在要真能超越个人利害而惟留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正如英国学者贝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