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启示

我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处于"精英治理"的状态下,乡村精英始终作为联系国家和农民的桥梁而存在.然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程度的强弱变化,一方面会导致精英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的变更,另一方面也直接造成了不同时期乡村精英格局的演变.因而,乡村精英的生存状态及其格局演变是与国家权力渗透的程度密切相关的.     

风水、宗族与地域社会的构建——以清代黄姚社会变迁为中心

在帝国时期,风水是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投射着地域社会的权力秩序,亦反映了国家制度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历时性地探讨风水话语的演变,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侧面了解到民众空间观念与地域社会构建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本文试图以清代广西昭平县黄姚街的风水演变为个案,分析府江流域社会在逐步整合至王朝权力体系的过程中,当地民众围绕着开户立籍、地方团练等重大历史问题,如何透过空间观念的不断重述来创造与组织其社会生活。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精英格局与乡村治理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村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批非体制内的乡村精英拥有一定的经济社会资源以及较为广泛的人际网络,从而能够对村级治理事务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浅析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精英格局与乡村治理。     

治理现代化中的乡村治理制度权威建设

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融合,乡村治理制度本身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等。只有不断优化权力机构,增加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治理。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是两个重要群体。1933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该类型社会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二是国家在县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高中地理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初探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人才的强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状态,因此,做好高中教育教学工作,培养更多知识渊博的人才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精英人才还需要有健康、乐观的心理,所以在地理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有其必然意义。本文对高中地理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在地理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乡镇变革百年回顾与展望

整个20世纪就是国家行政权不断下沉,从而把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但由于农业财政来源和财政能力决定和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向,也决定着传统国家对乡村治理格局的特性。     

干部利益在改革中应当“水涨船高”?

近一段时期来,围绕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关于“改革使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论述,学术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场论战。那么,中国社会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干部相对利益受损的“关心”上,还是应该反思“改革是否导致一个由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上呢?     

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再思考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采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从研究华北乡村社会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入手．探讨了乡村社会得以自主产生权威和领导体系的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上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杜著的这一研究方法颇具新意,但是对于文化网络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有较大的空间值得商榷。     

干部利益在改革中应当"水涨船高"?

近一段时期来,围绕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关于"改革使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论述,学术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场论战.那么,中国社会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干部相对利益受损的"关心"上,还是应该反思"改革是否导致一个由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上呢?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正是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政治参与的目的。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

近年来 ,在效益持续下滑的巨大压力下 ,苏南集体企业走上了改制之路。对此有人曾敏锐地指出 ,乡镇企业改制必然会导致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邱泽奇 ,1 999)。但是 ,他未能进一步描述、分析集体企业改制后的村落权力结构 ,精英构成状况和今后苏南农村的秩序维持、村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农村社会关联的分析来探讨企业改制后的村治格局。一、经济关联、文化关联与组织关联村庄秩序的维持是村庄发展的前提 ,是当下村级治理的首要目标。村庄的秩序状况是村治状况的首要表征。有学者曾指出 :“村庄秩序的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客…     

年轻"混混"与乡村社会灰色化——以湘北红镇"混混"为实证分析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村“混混”这一曾经销声或隐匿存在的特殊群体在乡土生活中重新活跃。本文通过对湘北红镇的乡村“混混”群体的实证调查发现，与城市“混混”的边缘地位相反，乡村“混混”在乡土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乡村生活举足轻重的角色，呈现出年轻化、暴力化的特征，并且与国家治理转型后强制性权力与常规性权力同步弱化的治理特征结合，直接对乡村社会的灰色化变迁产生影响。     

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主文化在以政权做基础的主导文化、经社会发展长期造就的主体文化、以及反映当前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风尚的主流文化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相对于主文化而言，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广泛崛起，冲击着即定文化的一元格局。以某种亚文化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站到了主文化对立面的反文化，已经演化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

评价内蒙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分析空间格局分异特征,对厘清地域差异化结构、因地制宜的提升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7个盟市、11个旗县、25个乡村、278个村民样本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研获得一手数据基础上,以盟市域为单位测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旨在剖析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分异特征。研究发现内蒙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根据区域主导产业划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农区优于林区、林区优于牧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不同区域间的物质供给条件存在明显"两级分化"现象,社会支撑力度小、居民满意度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普遍存在。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本文旨在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讨论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创立的。根据群众路线,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两个基本内容,并应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但在信访实践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并相应形成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这样两种信访工作取向。1978年以前,在社会动员取向主导下,信访制度建设趋于革命化,结果造成国家社会动员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严重对立。1978年以后,国家信访工作的主导观念向冲突化解取向调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制度的科层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冲突化解取向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即不能有效地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却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动员。国家怎样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信访制度的演变。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