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的公共治理功能及其再造————以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为例

国家-社会关系的后全能主义特征决定了政府既鼓励行业协会独立发展,又赋予其广泛的行业公共治理功能。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履行公共治理功能的意愿、能力、效果如何,往往与政会关系是否厘清有很大关联。政府向行业协会转移职能,需以对行业公共治理功能在政会间的合理界分为前提。借鉴外部经验,或可建立区域性商会,并赋予其公法人地位;或可落实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的地位,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协会服务制度。     

行业协会的协作功能与相关机制的立法完善

行业协会是由单一行业的竞争者所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具有比较功能优势,应该从立法指导思想上尊重社会自身调整、市场自身解决问题的机制,对于行业纪律与惩戒的权威性子以确认,形成行业协会与政府机制的互补关系,行业协调与司法机制的互补、替代与支持关系.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协会发展

协会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发现,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存在的各类协会可以划分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和农业产业化协会四类.其中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属于微观层次,纵向发展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横向联合的龙头企业协会属于中观层次,由政府牵头的农业产业化协会属于宏观层次.文章论述了农业产业化背景下四类协会的成因、功能及其关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农业行业协会:利益代表而非经济合作

农业行业协会是农业中实行行业自我管理的非营利社团组织,是介于农业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社会协调性组织,而不是市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其根本任务不是为了促进协会成员间的经济合作,而是代表行业内涉农组织和专业大户的整体利益.政府应该采取经济、法律和激励政策等手段,规范和支持农业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维度实证研究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开发了我国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测量量表,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行业协会功能三维度模型,为我国企业和政府更加重视协会发展,发挥协会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行业协会自律功能的缺失与拓展

在市场经济秩序构建中,作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控的矫正,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逐渐得到各界的关注和认同.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行业协会获得迅猛发展,但由于旧有惯性思维、立法不完善、自我定位偏差等各种障碍性因素的存在,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应有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温州民间商会的成功经验表明,行业协会欲要拓展其自律空间、确立其行业管理地位,对内需要提升服务质量,对外要积极主动参与政府市场规制活动.同时还需努力完善协会内部民主治理机制.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功能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加入WTO,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日益增强,对行业协会功能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整体上多从行业企业利益和政府机构改革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种类型或公民社会组织的类型,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性力量.文章从公民社会视角出发,具体分析了行业协会的民主促进功能,认为行业协会是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实现法治以及提高政治透明度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并分析行业协会的和谐促进功能,认为行业协会对社会利益均衡、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

三鹿奶粉事件又一次暴露出我国行业协会功能残缺的客观现实。它再次告诫我们，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行业协会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很多情况下，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尚未理清，责任尚不明确，致使我国行业协会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我们深刻反思三鹿奶粉事件，正是为了更深地挖掘其中应有之意，进一步发挥出我国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自律组织，而不仅仅是充当政府的代理人角色。     

"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研究——治理理论途径的建构

通过研究＂官办＂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官办＂行业协会运行及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指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发展的可能路径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并提出从治理理论角度来构建其新的发展模式。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实现——基于《食品安全法》第七条的思考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产销售者内在的自律和对其外在的监管。分析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指出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正当性,其监管功能的实现可以弥补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监管的不足。提出应通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正确协调行业协会自治与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     

慈善视角下新疆异地商会社会治理实证研究

慈善公益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谋求发展的双重需要。新疆异地商会在长期的公益慈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扩大慈善救助范围,提高慈善队伍专业化水平,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范慈善行为是今后新疆异地商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势。     

“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

学术界以欧洲的"行会"为参照物,围绕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发表了多种见解,或认为两者颇为相似,或认为全然不同,但无论如何,多数学者都将"行"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哪怕只是单一功能的赋役组织。欧洲不同城市的行会,其起源、形态和作用颇有差异,但它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从资料略微详细的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情况看,它们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     

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知识构架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政府组织和业务模式提出了挑战,以知识管理为标志的政府革命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分析了政府实施知识管理的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知识构架,并系统阐述了政府知识构架所涉及的各项环节及其作用.最后给出了知识地图的定义,分析了其在政府知识构架中的具体功能,指出知识地图是政府知识构架的核心内容,为政府实施知识管理提供借鉴性指导.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政府对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判断、选择的标准,它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及执行行为具有深层次和基础性的决定及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是政府行为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行政理念要建立在公共性、公平性、公利性和公开性等公共价值基础上,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责任政府、质量政府和效率政府。服务型政府价值具有引向、简化、建构和凝聚功能。服务型政府价值观念的树立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安全生产法》修订对民航安保立法的启示

政府的安全监督管理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主要推动力,也是生产经营活动安全水平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国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地方政府都具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在这一管理模式下,各级政府、各部门需要协调开展工作。根据《安全生产法》《立法法》等的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和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各自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并根据职权建立了互相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法规体系。安全生产法规、标准领域的不统一甚至冲突,给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安全生产法》修订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章为统一有关立法、执法提供了基础,对民用航空安全保卫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佛山市民间组织及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佛山市的各类民间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民间组织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用多种志愿形式推动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提供“补缺”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起到了构建和谐佛山的润滑剂和推进器的作用。但民间组织在人们的认知上,在规范管理和自身建设方面，在发展的平衡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