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道士张三丰析

明全真道士张三丰在有明一代备受朝野各界之推崇，成为自吕洞宾之后最富盛名的活神仙。之所以如此，除了其身上罩着一层神秘光环之外，与他自身的功德修养、隐仙风范及其顺应时代的宗教思想、宗教理论分不开。他一反当时僧道趋炎附势、邀封请赏之流弊，宏扬三教中人传统的隐逸风尚，以隐仙风范受到当权者的赏识与推崇。他高唱儒释道三教合一同源，极力附会儒学，主张三教归一，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理想诉求，故能获取广泛的认同、接受和支持     

论孔孟“退隐”观的差异

孔孟思想虽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在"退隐"观上又有差异:一、退隐的前提不同。孔子的仕与隐侧重在"天下"与"邦"是否有道,其着眼点在"天下"与"邦";孟子的仕与隐则强调个人的穷与达,其着眼点在个人。二、退隐的具体含义不同。孔子的隐是"躲藏"起来的修身;孟子的隐则是:第一,"见于世"的修身,第二,功成身退。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观与中隐园林

仕与隐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难选择.作为中唐文化的代表,白居易调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出仕与退隐中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并提出了中隐的概念.白居易亲手建构的私家园林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     

《南宋宁波文化史》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张如安教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南宋是学界公认的四明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期。该书以洋洋百余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南宋四明地区大文化的演变及其成就,凡学统之分合,经术之醇漓,史案之异同,诗文之源流,教育之盛衰,科技之传承,宗教之鼓行,生活之多彩,莫不提要勾勒,加以评述,既突出主流,也不没支流,力图充分展示四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尤其是致力于展示四明文化高     

论陈撄宁对道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调适

宗教如何适应现实社会,应对西方科技的挑战?陈撄宁先生调适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将道教的神仙养生术独立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仙学体系,认为仙学与科学相近,并援科学以改造仙学,弘扬道教的神仙养生之术.这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为挽救道教而采取的迂回战术,既坚持传统的仙道学说,又把科学融入仙学.这也是道教神仙学术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必然道路.     

文化认同与个体思想的内隐生成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探索的一个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个体思想形成规律与特点的独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即通过对个体思想形成规律的前提把握,加强思想导引、理念重塑、价值陶铸,继而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愿景.在此过程中,对个体文化认同与个体思想形成关系的认识愈显必要.实际上,个体思想形成的过程即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亦是通过文化认同而内隐生成的过程.个体对于“非对象化的文化”的内隐认同中,自然形成了一定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不自觉地进行了文化认同.在此,内隐认同是以个体未曾意识觉知到的方式发生的.也就是说,个体思想的文化认同与内隐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内隐认同是“过程”,而文化认同是“结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惟有明乎此,才能更好地加强陶化与模铸工作之针对性与有效性.     

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明代诗画家程嘉燧的艺术风格论

明代诗人兼画家程嘉燧在我国绘画史上具有一定影响。文章从程嘉燧关于＂风神＂、＂气骨＂、＂沉着＂,山水自然之美原为不得志者的发现,画风与人品之关系等理论以及其艺术论的影响与批评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希望能以此为个案,进一步窥探整个晚明文人画的某些特质及其形成的部分原因。     

论唐代的桃花诗

唐代桃花诗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达思想情感多种多样,有缠绵的爱意,有悲苦的忧愁,有自然之心,有仙骨道气。在艺术上主要是以形写神,比兴寄托,个性鲜明,风格多样。唐代桃花诗是对古代桃文化历史的继承,是陶渊明桃花源思想的诗意描述,更是繁荣的唐代社会雍容华贵、热情奔放的完美诠释。     

文武两端: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再评价

"清流"若是八股之下士人内心扭曲的亢奋,"洋务"则为夕阳中当权者妥协的变通,做为清末"士大夫"楷范的张之洞,以"清流"入仕,兴"洋务"畅仕,然"臣民"的自身定位,使他始终无法从配角转化为主角,只能被动的择世而行;袁世凯小站练兵,拉开"北洋系"指点江山的序幕,但武人长于施威,乏于布德;遇乱世若一味持强,则如饮鸩止渴,饱则即亡。张之洞和袁世凯一文一武,于南北间刚柔相济,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困顿中求生的民族,也于彷徨间两难。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论胡适自由民主思想中的“文化边际人”特征

作为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对自由的张扬却体现了"文化边际人"情结,即他在超越传统时又没有远离传统文化的土壤。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中塑造健全个人主义的魅力;诠释无为而治的现代意义;其批政、议政的做法体现着传统强烈的人文批判意识;而其容忍的原则则在质的追求中又晨露出士大夫懦弱的心迹。然而忽视对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科学把握最终酿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之累。     

陶渊明词赋新论

对陶渊明现存的三篇辞赋进行探讨 ,认为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把握归隐的深层原因和了解他作品的不同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陶渊明的归隐 ,既有他向往大自然、厌弃黑暗官场的原因 ,更与他政治理想破灭后 ,恪守“忧道不忧贫”的理念有关 ;在表现手法上 ,陶渊明的辞赋继承了屈骚之思和《楚辞》注重辞章文采的传统 ,形成了与他的诗歌颇不相同的华丽绵密、郁勃含蓄的另一种风格     

论沈明臣《四明山游记》的艺术特色

沈明臣是晚明热衷于旅游的四明籍文人的代表,他在万历二年（1574）所创作的《四明山游记》,堪称其散文的代表作,该文是第一篇真正的四明山游记,作者以山水审美和旅游体验为本体,将审美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观赏那些奇伟险峻的景观上。景观描写的奇幻性、旅游感觉的奇险性、语言叙述的奇特性,构成了《四明山游记》的主要艺术特色。     

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汪辉祖的幕学思想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杨万里的隐逸情怀

杨万里具有较强仕宦意识的同时,也拥有浓烈的隐逸情怀,这种情怀伴随其仕宦始终,且愈来愈浓。这是其对时局失望后,重新审视人生价值、调整处世方式的不得已举措,折射出其正直高洁的人格。致仕归隐是其保持这种人格的无奈抉择,也是惧祸心理支配下消极对抗现实的一种有效方式。正确认识杨万里的隐逸情怀,对于深化其研究,乃至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皆有重要价值与借鉴意义。     

“心事浩茫连广宇”——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王跃文对官场中人怀着一种悲悯,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为他们吟唱了一曲官场悲歌。其官场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正是这种感伤性情调,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