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创新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基础观,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以2013—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人力资本、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人力资本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使得双元创新也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另外,双元创新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独立董事背景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烙印理论、双元创新理论,研究了独立董事不同背景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海外背景、学术背景促进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而独立董事金融背景抑制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在独立董事背景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从产权异质性角度发现独立董事不同背景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对双元创新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双元创新和营销能力的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探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文化、双元创新、营销能力、企业绩效四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文化对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营销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式创新和营销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探索式创新通过营销能力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创新和企业绩效关系,负向调节利用式创新和企业绩效关系,但营销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文章研究结论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双元创新和营销能力,提升企业绩效提供路径参考.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作为管理者权力的体现，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提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薪酬将提升委托代理成本，且在财务柔性较低、股价波动性较高及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基于管理者薪酬角度揭示了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发展的内在因素，为企业合理制定并监督管理者薪酬提供了经验证据。     

“前瞻”与“后视”:绩效期望差距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代理和威胁刚性理论,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前瞻性和企业后视性两种绩效期望差距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处于资本市场前瞻性绩效期望落差时,企业的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都显著减少;而处于绩效期望顺差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行为呈现先抑后扬的U形关系,利用式创新行为显著减少。第二,当处于企业后视性绩效期望落差时,企业的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都显著减少;而处于绩效期望顺差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行为显著增加,利用式创新行为不显著。第三,管理者能力越强或者环境不确定性越低,异质性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双元创新的负向关系越弱。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从人员、企业、政府层面提出相应建议,为管理者在面临内外绩效压力时调整双元创新行为及政府完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基于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官员治理的政府体制建立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79个抽样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动力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动力、经济增长标尺竞争动力、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均能显著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且财政竞争动力还能强化经济增长竞争动力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作用。3种竞争动力机制的分析显示：代表财政支出竞争动力的财政支出份额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竞争动力越大，政府就越可能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从而获取财政税收、减轻财政压力。代表标尺竞争动力的GDP增速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经济增长竞争动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降低社保负担的方式来吸引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效率假说。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分析显示，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正向关系；市长年龄、市委书记年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U型分布，顶点为54、56岁时。任期越长，官员的竞争动力越低，越不会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提高政绩。在超过晋升临界点年龄之后，官员升官无望，其竞争动力降低，就越不会采取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使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与国际税负竞争类似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竞争。     

创业者召唤、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基于职业召唤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文章以天津市新创企业为对象，利用204份有效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者召唤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之间的理论关系，尝试回答了创业者召唤如何以及何种情况下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研究发现：召唤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但召唤只通过探索式创新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新创企业创新表现有正向影响；创新氛围负向调节召唤通过探索式创新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开发式创新在以上的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中没有显著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丰富了创业情境下召唤对新创企业创新影响的认识，为挖掘创业者自主动机背后的理论规律以及优化新创企业创新路径提供启示。     

员工建言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吗?

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是企业适应外部变化和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获得这两种创新方式成为了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员工的建言行为往往是企业创新的第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员工建言行为是否有助于实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员工建言行为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在员工建言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有制形式对员工建言行为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建言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依次增强.     

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一直是政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新能源企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治理的关键主体。为了驱动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创新补贴予以刺激,而政府创新补贴发挥效用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所处创新环境,以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创新投入和双元创新两方面探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创新补贴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激励作用,非技术型新能源企业对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敏感,创新环境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较探索式创新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激励更为显著,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敏感。     

TMT网络特征、知识创造与企业双元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从现有研究看,围绕TMT社会网络、双元创新等主题的研究比较丰富,学者们针对TMT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大多研究倾向于TMT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构建了制度环境与企业性质+情境因素调节下TMT网络特征对企业双元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以238家企业为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TMT网络特征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其次检验了知识创造是否在上述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最后探讨了制度环境与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TMT网络特征能够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知识创造在TMT网络特征与企业双元创新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强化TMT网络特征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TMT网络特征更能促进企业进行双元创新.上述研究揭示了TMT网络特征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也为TMT网络特征与双元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资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有利于提高运营绩效,促进转型升级。本文以2014-2019年121家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软件、硬件投资和数字化投资总额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并采用Sobel检验对中介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投资总额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数字化软件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化软件投资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化硬件投资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不具有显著影响（;4）数字化软件投资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在部分的中介作用。本文开展的实证研究,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深入认识企业数字化投资、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异地扩张、技术获取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通过异地投资创造跨地区联系网络，可以促进本地企业与异地子公司间的知识共享，增强企业对区域外技术的获取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本文基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异地扩张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1)分散化的异地扩张对企业整体创新以及“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呈线性特征。(2)当企业向技术优势地区扩张时，创新效应呈现显著的线性特征，该线性作用通过知识宽度提升机制来实现。(3)企业所在地的技术专业化水平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在技术专业化程度较低或较高的阶段，企业异地扩张的创新效应更大。(4)企业和子公司技术关联度越大，企业异地扩张产生的创新收益越大。基于以上发现，可得如下政策启示：企业应积极开展集团内跨地区一体化分工，弥补总部企业知识多元性的不足，在此过程中应有效识别不同区位的技术优势，基于技术关联标准有选择性地进行布局，避免落入异地扩张的“多样化陷阱”。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作为推动地区农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农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数据,系统分析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索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对不同性质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成长型农业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更明显。同时,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为农业企业创新提供投资信息和融资渠道;二是提高农业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当地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外部搜寻策略对突破式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知识特征和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知识基础观与吸收能力理论,本文探究了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外部搜寻策略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特征和实际吸收能力对二者关系的独立调节效应和协同调节效应,以251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层次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两种外部搜寻策略(搜寻宽度与搜寻深度)均能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知识宽度显著强化搜寻深度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实际吸收能力显著强化搜寻深度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显著强化搜寻深度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知识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显著强化搜寻宽度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可支配收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绿色发展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是员工薪酬的重要构成,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偏高,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基于可支配收入视角,利用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特有的"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披露构建指标,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可支配收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降低有助于促进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可支配收入在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影响公司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中起到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5.85％,其中在国有企业和高劳动密集度企业的中介效应值分别达到37.01％和41.84％,在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这一结果对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优化养老保险缴费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企业知识专门化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研发网络知识整合的悖论

在研发合作网络内,企业知识专门化在整合网络多样性知识中存在着矛盾作用,从而影响其探索式创新绩效。采用54家样本企业在2004—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负二项式随机回归分析,围绕着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知识专门化对其探索式创新的负面影响,探讨企业知识专门化、合作网络知识多样性、网络密度及探索式创新绩效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知识专门化对其探索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合作网络知识多样性并不显著地正向调节企业知识专门化与其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网络密度显著地负向调节企业知识专门化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关系。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中介渠道

将制度设计与心理因素引入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存在性及影响渠道.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完全中介渠道,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者情绪所“塑造”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深化并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中主体情绪在公司投资领域的研究范畴.     

混改背景下国企关键人激励机制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吗?

在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这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和股权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从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比较分析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特殊性;并从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上市公司和不同要素密集度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可以发现:(1)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水平显著影响探索式创新,总经理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探索式创新;(2)相较于一般国有上市公司,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与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特定功能类、非高技术型企业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仍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