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考察实际控制人夫妻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姻亲参与治理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妻子涉入管理显著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尤其当妻子的学历等于甚至高于实际控制人时,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会更高;实际控制人的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均显著弱化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姻亲参与治理在妻子涉入影响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家族涉入、亲缘关系组合与盈余管理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企业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家族涉入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程度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族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由核心成员控制发展至兄弟(姐妹)共同控制再至远亲共同控制模式,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家族涉入程度与负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但家族涉入程度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的复杂化,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探究家族涉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有利于实际控制人根据亲缘关系组合类型,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家族企业盈余质量。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

当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会选择一些替代性的机制,例如家族涉入和建立政治联系等制度安排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和补充作用。家族涉入可以应对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帮助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源,以及让家族成员分享企业收益。建立政治联系则可以保护财产权、吸引资本进入等。在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当中,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市场当中的企业选择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2010年中国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发现,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而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后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负相关。同时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这两种替代性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优化资本结构与完善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两者关系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基础和内涵 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两权分离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和代理人作为"理性人"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条件下,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即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要求有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规范、约束并激励代理人行为,以降低委托风险和代理成本,这成为公司治理产生的逻辑基础.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创业型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与代理成本

运用2004~201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创业型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如何影响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家族成员卷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能性和程度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2家族成员担任董事或者CEO可以有效地降低与在职消费关联的代理成本,但在降低与管理效率关联的代理成本方面作用并不显著。此外,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不能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     

家族控制、经济期望与企业绿色责任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家族企业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吗?这种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否因为经济期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聚焦上述两个问题，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包括家族所有权控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以及家族控制时间)越强，则越会更多地履行绿色责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包括家族命名和家族传承意愿)也影响到家族企业绿色责任的履行，尤其是当家族企业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时，其履行绿色责任的动力会更强.第二，企业的经济期望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绿色责任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顺差的状态时，家族控制能力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强化，家族传承意愿对企业绿色责任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强化；当家族企业处于期望落差的状态时，其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家族成员的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

如何在家族成员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各个家族成员的偏好存在差异且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 分析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受制条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线性关系, 倒 U型假设更有助于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多样性和经营规模对家族成员权力集中度的功效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价值创造还是私利攫取?

运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条款数据库，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出发考察反收购条款可能存在的价值创造假说和私利攫取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假说成立，即设置反收购条款的企业管理层倾向于谋求“帝国建造”的过度投资而非享受“安逸生活”的投资不足；机制检验发现，反收购条款会加剧企业内部人控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地，当企业设置反收购效应较强条款、事前防御条款和巩固管理层职位条款时，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效应更为显著；在家族企业中设置反收购条款存在价值创造效应，而在其他民营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设置的反收购条款却发挥着私利攫取效应.本文揭示了公司章程条款对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推动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新思路.     

"金字塔结构"、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分析

家族控制企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金字塔型控制模式又是家族控制企业普遍采用的形式.本文对金字塔型家族控制模式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成"系"企业加大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概率和程度;家族控制企业一致行动人累计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一定的U型关系;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亦没有起到制度上防止掏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所有权控制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日本三井的案例分析

针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成长难题,基于所有权控制视角,深入考察了日本三井从其创业到财阀生成这段时间内的成长历程。研究表明,三井财阀从创业到发展,得益于对所有权控制上3个层面问题的有效解决,即通过“总有制”实现了“分家不分业”,确保了三井公司在资金短缺情况下的健康发展;将所有权制衡理念植入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分配之中,抑制了家族领导人可能的“私人利益”动机过强,或者“经营短视”所造成的企业经营风险;基于信任的充分授权和作为“家族治理结构”的“大元方”的建立,为协调家族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关系建立了保障。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所有权控制创新是解决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及分配、所有权结构以及两权分离下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应看到,所有权控制创新在理论上还面临着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机制构建等诸多课题。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与代理成本分析

基于现代经济学公平偏好理论,通过扩展双代理人与注入刻画代理人之间关于收益比较的横向公平性偏好因素,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并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代理成本.结果显示: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委托人无需采取监督与控制的办法,只要雇佣横向公平性偏好程度尽可能高的代理人,就会尽可能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委托人的期望收益,这为解决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由于信息非对称所带来的高监督成本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