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基于湖北省荆州市非遗保护的实证分析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少等困境,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呈濒危之势。近年来,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体上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作为主要责任者,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宣传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城镇化进程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状况调查——以恩施州大路坝区和屯堡乡为例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也给长期生长、流传在乡村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了巨大冲击,许多珍贵的非遗文化濒临消亡。如何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关系是当下学界难以回避的问题。田野调查发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路坝区和屯堡乡两地城镇化进程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些经验可资借鉴,其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内涵辨析与实现路径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明晰被我国采用却在相关国际准则中被否定的非遗真实性概念。它的不合理性在于试图保护一种静态的历史原真形式,而合理性在于各项非遗工作应真实地反映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非遗真实性的内涵应是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利用的各项工作要体现持有非遗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文化身份,反映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它是动态构建的,应由非遗持有者自己判定其真实与否。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提升非遗的文化价值,推动文化消费,稳步增加非遗的经济价值,可以提高非遗持有者传承和发展非遗的能力,是实现非遗真实性的有效路径。非遗传承和发展的统一要坚持以非遗持有者为中心,并加以政府引导和社会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下的地方文创产业体系开发研究——以“镇江三怪”非遗文化设计为例

以江苏镇江非遗文化"镇江三怪"为例,通过对镇江非遗文化及文创市场的调研,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文创产品结合的可行性,认为应开发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地方文创产业体系,希望给新时代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带来新思路。     

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文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就“非遗”保护要不要“原汤原汁”、“非遗”应不应该市场开发等问题作了讨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联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非物质文化包括精华与糟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非物质文化的精华部分;本文反对在“非遗”保护中过分强调保持“原汁原味”,赞成对“非遗”做生产性保护。     

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可以创新非遗项目传承人制度、创新非遗文化传播途径和实现非遗资源的整合利用等价值;目前荆州非遗数字化保护面临传承危机、受众危机和保存危机等问题;荆州要通过建立并完善非遗资源库、构建非遗数字化博物馆、形成立体化数字传播渠道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

非遗保护,特别是在基层部门的保护实践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即缺乏整体性保护理念。"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之首,对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少数民族非遗整体性保护要重视"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这三者与非遗水乳交融、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村落文化是非遗的载体,活态文化是非遗传承的水系,而文化空间则是非遗生发的母体。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成因及开发对策

江苏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高地,其项目类型齐全、等级和品位较高,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江苏省非遗空间分布呈南多北少、西多东少的格局,形成了苏锡常和宁镇扬两个高密度圈;从类型上看,传统技艺集中于苏州,民间文学集中于淮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主要分布在徐州;从级别上看,国家级和市级非遗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而省级相对均衡.江苏省非遗分布与河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河流等级越高非遗数量越多;与地方文脉有密切关系;有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集聚的特性.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知识性文化遗产——泰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日本的"无形文化遗产"和韩国的"人间珍宝"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取代了国内原本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概念。与我国西南部接壤的泰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提出了"知识性文化遗产"这一新的概念,并将之划分为七个领域。本文以泰国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对比日韩的保护经验,以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     

基于无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在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点基础上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价值，进而对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概览,基于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无锡市非遗旅游开发的现状，指出无锡市旅游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不够充分的问题。最后，从创新非遗旅游产品、优化非遗和旅游融合运营模式以及加大非遗文化内涵宣传力度三方面提出了文旅融合视角下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杭州拱墅段经验

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不仅是当代非遗保护的目标指向,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要素.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的杭州拱墅段,在探索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路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有效地盘活了与非遗相关的地方经济发展业态,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并带动了区域百姓就业,其经验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封建迷信到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的疏解

民间文化被重新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原来的迷信标签不可见.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近二十年发生的一种趋势性现象,即民间文化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一方面,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从外来、从上来的定势,另一方面,第一次在广大范围内以共同承认的方式理顺了个人、社群、地方、国家、世界主流之间的文化关系.非遗保护运动参与、重塑着中国的国内及国际社会文化关系.     

论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兼及日本的经验与探索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遗产以来,到文化部提出的具有中国非遗保护特色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可认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而之后文化部提倡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不但会促使非遗的进一步资源化,也会推进保护与利用、发展关系的进一步明朗化,同时,在前一阶段非遗保护工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都将在追求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实践中突现并且具体化。针对保护和利用、持续和发展等问题,如何进行科学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切实探讨的课题。结合日本的经验和探索,面对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提倡"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的方法更科学地管理资源,面对一项新的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业,我们也有必要在非遗的管理上探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的可能性,以取之于民间,惠泽于民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

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国际、国家、地方三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义务与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更具实际意义。文章通过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为出发点,从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三个方面的保护主体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文章认为这三者在地方保护体系中应分别扮演组织者、承担者、参与者的角色。     

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民间自觉调查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自觉,即生活在非遗环境中的人,对非遗的认知,是一种自觉的理念或行为。具有较高非遗自觉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氛围,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有利前提。浚县非遗资源丰富,浚县民众具有较好的非遗自觉性,这与其传统农耕文化和意识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较低的文化水平和视野,亦是其非遗自觉性有待提高的阻力。     

故事传统的遗产化与公共化——基于“走马镇民间故事”保护实践的思考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走马镇民间故事从特定群体所享有的地方传统，逐渐进入遗产话语体系，并在文化交流对话中经历了“公共化”的过程。多元行动方的参与以及地方保护实践中对故事讲述精英的关注，使得地方社会民众在走马故事遗产化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声的态势。以活态为取向的文化保护工作衍生出地方以讲述实践为中心的保护策略，在拓展故事讲述场域的基础上，同时推动着承继传统与传统化的两类传承者的出现。在流动性已成常态的当代社会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非遗构建起超越地方的交流框架直接相关。     

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是弘扬黄河文化,并使其融入当代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基于当下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应从非遗文化的内在脉络出发,加强对地方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再造区域文化共同体。从学理上,晋陕豫三省应加快非遗学的建构,推动非遗学与黄河学的融合互补;在实践上,激活区域民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通过多元主体合力,实现非遗的传承创新。非遗的传承创新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强化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综述

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进行检索,通过对2006—2016年的文献统计分析发现,非遗传承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内容集中于个别案例、多角度的认定制度和保护措施,对传承人的系统研究、后代传承人和非遗活动相关人员的研究较为缺乏。今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应着力于认定和保护制度、相关权利保障、后代传承人的培养以及非遗传播工作者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