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

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和两极格局的崩溃,世界进入各种力量分化和重组的过渡期。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90年代后正不断地重塑其对外战略,以适应来自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两方面的巨大变革。本文拟就此评析美国在冷战后进行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其对外战略的目标、手段和局限性。一、战略调整:基于冷战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复杂性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得以摆脱冷战阴霾,重新制订其对外战略,以取代曾经长期实施的遏制战略。90年代以后,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相继提出了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但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尚…     

中美日关系的利益结构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冷战后,国际社会出现国家间关系重组和利益的重构。中美日关系十分复杂,在东亚乃至世界有不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对中国形成极大的挑战。中国对外政策正在显示重大影响。     

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矛盾性

矛盾性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特征之一.冷战后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构想违背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使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标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美国对外战略具有对外战略目标与实力不足、对外战略目标与实现方式根本对立、具体对外政策不一致的内在矛盾性.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矛盾性根源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劣根性、正常国家利益与在霸权主义基础上产生的霸权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及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特别是党派斗争的影响.     

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张运城在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世界格局转换的时期，面对９０年代和２０世纪的到来，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政策与对外战略。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之际，为重新描绘美国版的“世界新秩序”蓝图，为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实行了对...     

美国“亚太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及其前景

进入90年代以来,战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冷战格局彻底崩溃,美国提出的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战略,引起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作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及其前景,与我国关系尤为密切。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调整的背景、目标、前景及其对华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这对我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下,趋利避害,作出正确的对外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析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

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根支柱"之间相互冲突;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实施手段之间相互对立.     

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及我国应对之策略

美国在思想文化上的对外战略由来已久,尤其是冷战后,美国越来越注重对外文化战略,不断加强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美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通过推动全球民主化和促进人权来维护和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理论溯源及其表现形式,同时重点强调了我们抵制美国文化战略应采取的策略。     

但愿国常和 万里齐鹏飞——冷战后的世界大势是“战”还是“和”

冷战后的世界大势是“战”还是“和”？是“和战”、“两个新的冷战”，还是会回到“热战”？是“冷和”，还是“热和”？我认为，走出冷战之后的世界大势，从总体和主流而言，是“和”而不是“战”；“和”有“冷和”、“温和”、“变和”，应努力实现“热和”、“续和”     

冷战后中国周边政策的历史演进

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地区政策的地区大国。冷战结束以来,"稳定周边"成为中国首要的对外目标。从历史的维度看,冷战后中国周边政策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过渡期(1989—1995)的中国周边政策表现为全面建交和经济外交;调整期(1996—2001)的周边外交主要围绕地区重要大国展开,受制于大国关系和大国战略;进入成熟期(2002—)的主要标志是次区域—双边—地区多层政策结构的成型。这一结构的形成与中国的国家均衡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它不仅体现出国内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联动性,也说明了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已成为中国塑造理想地区环境的重要手段。该政策结构能否延续取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走向和周边国家的反馈。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模式的选择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中国要适时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因危机的到来而停滞,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通过对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的综合调整和重新定位以实现我国复合型均衡化的对外经济战略模式,这将成为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中国外层空间外交战略目标与策略

外层空间领域的对外战略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层空间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应包括满足国防需要,并为国内建设服务,保持在世界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创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环境;中国外层空间对外策略包括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立场、建立国际合作战略框架、全方位构建国内环境等。     

论冷战后中国国际观的变与不变——以党报告为视角

从党报告的视角看,冷战后中国国际观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对世界主题、时代潮流、总体安全形势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和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军事同盟与军备竞赛的态度,变迁性主要表现在对利益权衡、关注领域、安全问题和世界大势的认识。中国国际观的变与不变主要由外在的世界形势与内在的基本国情决定。实践证明,冷战后中国的国际观是正确适宜的,不仅为自己制定恰当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     

中国能源安全及其战略选择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 ,而是由清洁能源需求刚性上升而供给严重不足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 ,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 ,其中石油安全居于首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也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需矛盾及对外依存度相联系 ,同时还与该国对富油区的外交、军事影响和控制力密切相关。在世界石油短缺大势逐渐呈现、世界石油供需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大国能源博弈与竞争已在中东、中亚等地区展开。为此 ,中国应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战略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民主输出的特点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面对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美国的对外战略也随之作出调整,于是输出民主越来越被置于重要的地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其输出民主的方式、特点及其影响必然不同于冷战时期,而被打上新时代的烙印.     

《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出版

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丕先生撰写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 (194 5- 1994 )》一书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本书以多国档案文件比较研究和多学科研究方法为基础 ,以美国冷战战略、巴统组织、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史全程为考察对象。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阐明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 ;阐明美国冷战战略对巴统组织、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走向的影响 ,西方世界国家对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变迁的制约与影响 ;阐明巴统组织…     

从战时同盟到美苏冷战

二战胜利是战时同盟密切合作的成果。战后美苏两国在世界安排等诸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朗化,特别是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美苏联盟破裂,进入冷战时期。美苏由盟友变为敌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战后对外战略构想的对立碰撞。研究美苏由同盟走向对抗的原因,对于认识当今美国和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及世界格局的演变具有现实意义。     

新冷战思维导因分析

冷战期间,冷战思维一直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头脑,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杜鲁门主义到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从卡特的“人权外交”到里根的“有限推回”,都深深打着冷战思维的烙印。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表示要实行与冷战期间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但冷战结束10年来的风风雨雨表明,冷战思维并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布什、克林顿直至小布什,     

从战时同盟到美苏冷战

二战胜利是战时同盟密切合作的成果。战后美苏两国在世界安排等诸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朗化，特别是在东欧和德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美苏联盟破裂，进入冷战时期。美苏由盟友变为敌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战后对外战略构想的对立碰撞。研究美苏由同盟走向对抗的原因，对于认识当今美国和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及世界格局的演变具有现实意义。     

析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战略——以冷战转型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世界涌动着与过去不同的变化因素,在这样一个骤变的世界中,国家间关系不再单纯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力关系、政治行为、经济联系的内涵和作用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冷战的转型正是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动形成的。针对全球冷战的新变化,美国的冷战战略亦作出相应调整,反映间接战略性质的缓和战略与尼克松主义正是开启世界力量“整合”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     

试论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对美政策大致有五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都具有深刻的国际、地区和双边背景，每次调整都使中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成熟。冷战结束后，由于美方的原因，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中国政府坚决地和创造性地执行了邓小平关于对美关系的战略指示，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最近的一次调整发生在美国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之后，中国对于美国背信弃义和试图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中国在决策机制和过程方面也有所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次对美政策的调整，典型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趋势和中国崛起的这一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