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著名的理论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高超的文笔在理论界中独树一帜。近年来,鲍曼的后现代性概念、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及后现代性给人类生存状况带来缺憾等言论,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给予了很好的反思。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吗?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是汉语学术界近来渐占上风的一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其根源在于未能领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本质,因而或者把文学艺术意义上的现代性等同于作为历史逻辑/世道的现代性,或者对后现代性中尚未充分展开的全新生存逻辑和世界结构视而不见。真正的后现代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是彻底超越了以主体—客体二分法为基本逻辑的现代性的全新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解读

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现代性及其结果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现代性的局限是什么?二、现代性之后的社会应当是怎样?因界定现代性的代表性特征本身就是多维的,故问题一的答案具有暧昧性。对于问题二,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用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来指称现代性之后的社会思潮。后现代性体现了对现代性及其根源的批判,但并不完全意味着一种启蒙理性的终结,而是一种希望能够废弃理性所产生的等级制和统一化,从而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和解的反思。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     

论《湖滨饭店》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湖滨饭店》的现代性很突出：小说深入探讨了颇具现代意识的孤独感,展示出主人公对个人身份与生存意义问题的茫然及其虽然徒劳但却执着的追寻;小说在描绘主人公的性格与心理发展时,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影响,除了纯客观叙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小说还灵活地使用了意识流,成功地揭示出主人公的“心理真实”。同时,该作品中也隐现着后现代性元素,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其后现代意义而言,小说多处暗示了拉康的想像界与象征界,大量使用男性话语,刻意从男性视角描写女性,关注男权社会中单身知识女性的焦虑;此外,该小说还采用了互文、元小说与印象画等表现技巧。因而,该作品不应该被仅仅视为属于典型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而应归于英美正在兴起中的新现实主义。     

超越之维的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精神的生成、嬗变和超越现代性精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后现代性的思想特质。通过对现代性在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生成和嬗变的理论分析,论证了现代性精神囿于其“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而意识形态化。认为后现代则力图打破被固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渴望对“超越性”的无限追求,它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美好图景,而是那种还超越的意识形态于人本身。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本质内部对自由的追求,对既有前提和框架进行的反思和超越。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意味着将马克思哲学也同样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此种观点遮蔽了马克思在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过程中所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端。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本文分析了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合理配置是中国电视文化现代化的逻辑内核.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性的、动态的"中国电视文化现代化"的新理念.     

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中国后现代性文化实践策略的一个问题

中国当下文化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尚未获得充分发展,普遍而言尚不存在实践性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现实,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已经面临技术-经济层面的后现代现状以及改变了的文化语境,不可能重蹈"现代-后现代"的线性发展路数.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策略应当且必然是: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     

消费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更多的是分析问题的两个视角,而并不预示着相互更替的时代的出现,两者可以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消费社会的出现是后现代性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深深契合和体现在消费社会之中。文章致力于梳理消费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论证以上观点。     

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

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分析 ,可以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 ,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 ,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继续 ,它承继了文化现代性中反抗秩序、统一和理性至上的片面倾向 ,进而使文化的现代性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海德格尔与后现代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总体成就 ,是针对公正、正义和平等这些民主规范的。其要害在于假定理性的事业无法从内部得到拯救 ,必须整个抛弃。这使得他成为后现代思想的“教父”。     

视角主义立场下的庄子之“道”——庄子之道的后现代解读

众所周知,以反叛、解构著称的后现代主义极力消解＂本体＂之存在。因此,就表层而言,此与恪守＂大道＂之本体的庄子似乎无甚关联。然而,事实上,后现代对本体的消解所达成＂物的解放＂,尤其＂视角主义＂对物的＂多元＂主义立场不期然地与庄子＂齐物＂之态度有着密切的＂天然关联＂,此亦构成中西哲学文化对话的契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互视域下的文化建设探要

现代性方兴未艾,后现代性就粉墨登场,宏观上使中国文化的语义场呈现出多维并存、竞相博弈的奇异景观,衍生出文化选择、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微观上带来了文化个性缺失、文化支撑力弱化、文化虚无主义泛滥等病症。要走出这些困境,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应站在宽容＂他者＂文化的立场上,本着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精神,提升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推动文化对话模式的转换,并展开对文化内容的透彻反思。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     

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论后现代境遇中的现代化选择

中国现代化选择包含三个层次 :其一是要否现代化 ,其二是选择何种现代化 ,其三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对西方现代化经验和传统文化的选择。这三个层次的选择贯穿了 2 0世纪中国的历史。而现代化选择长期未果的重要原因 ,在于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 ,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因此 ,在人类社会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 ,中国要对现代化作出正确的选择 ,就必须对现代性有新的理解 ,必须对现代化路向的选择有全面的认识。     

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

新写实小说具有传统现实主义面向生活的特征,它力图准确、真实地再现现实人生的千姿百态,然而这种再现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在思想倾向上新写实小说消解深度追求和价值追问,放弃启蒙理想和精英意识,崇高感为世俗欲望所淹没,权威话语为众声喧哗所颠覆;在艺术上则取消宏大叙事,作者意图消泯于零散化、平面化的叙事笔调之中,展示生活本身的目的大于对情节完整与精巧的追求,平凡琐屑的生活现象充斥文本,文学与生活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淡化乃至消解。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和美学趣味。     

“道”世界观的后现代品格及其价值

本文从后现代宗教学理论视角分析老子的“道”世界观。发现“道”表征了至上神的非人格化趋向;它本身具有泛活力主义和泛体验主义的特征;它采用诱导的方式来创造世界秩序。“道”的后现代品格对于破除一元神的狭隘偏执,提倡民族平等、博爱、互相尊重有现实性价值,也为现代宗教论证恶与神的共存事实提供了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