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吕剧创新——透视吕剧《补天》成功的重要因素

吕剧《补天》获得戏曲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评,掀起了吕剧热演的高潮。透视《补天》获得成功的因素,发现其传播内容、传播功能和传播符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此加以解读,对于吕剧乃至地方戏曲的创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彝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

以云贵川彝汉文献资料和彝族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穿插行进,交互印证,力图勾勒出婚嫁、丧葬、劳作及铜鼓等彝族原 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有限的资料范围内对彝族仪式音乐、劳作音乐及铜鼓音乐做一浅显探讨。     

经典：从民间向文献的转换——以“民间经典文化书系”为例

“民间经典文化书系”是民间文化研究和民间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收集撰著者把具有经典性质的宝贵的民间文化变成了可以手持阅读、以书籍形式流传与收藏的文献,在民间和文献之间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换。一是集中展示古今民间经典文化的成果,二是有利于民间经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三是促使民间经典文化具体内容的体制定型,四是提升了民间经典文化原来素材的文化品位。     

巴人竹枝词的起源与文化生态

巴人竹枝词最初作为一种祭祀歌谣,生成于西南竹图腾崇拜、竹王崇拜文化背景中,原是祭祀竹王的仪式歌,后经唐代诗人引入文坛,才成为一种带有民歌清新自然通俗易懂特点的文人诗歌,风行一时,并蜚声海内外。     

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机制与经验

民间文化的传承经验,是在宗法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行业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定型的,它对文化延续起到了关键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培养传承人是保证文化活力的关键。在当代社会中,传统的经验应当得到全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并使之更加完善合理。对民间文化传承机制与经验的研究,是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基础。     

论侗族大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

侗族大歌作为民间歌曲中的一株艺术奇葩,在多声思维、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属举世罕见,尤其是其文化教育功能在培养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危机。在侗族大歌变迁的脚步日趋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探寻出一条适合其发展的有效途径,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遗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走进民间 走向现代——民间用具对纤维艺术发展的思考

艺术首先必须扎根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之中。就此而言,民间是一片丰厚的土壤,各个时期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民间文化,我们认为,民间用具和纤维艺术存在着特定关系,若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去研究,其当代意义不言而喻。     

中古乐府诗“四时歌”的音乐生成——兼论作为方法论的乐府诗四时意象

中古乐府诗中的四时歌是一组包含四种调高(或调式)的套曲,四时歌即是四调歌,具体而言,春歌即角调歌,夏歌即徵调歌,秋歌即商调歌,冬歌即羽调歌。南朝音乐文学中,由于五音配五行四音配四时等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的支配,同时由于礼乐制度上重建汉代四时迎气郊祀礼乐仪式的需要,郊祀四时歌率先生成,并且使得四时歌演奏模式成为经典的雅乐演奏模式。随着吴歌西曲逐渐进入宫廷,《子夜》《白纻》等民歌形态的歌曲借助四时歌雅乐演奏模式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十二月歌演奏模式是对四时歌模式的进一步扩衍。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季描写,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我们解读当时的乐府诗的音乐信息,提供了相应的考察依据。     

粤西音乐文化发掘与传承的有益探索——肇庆学院“地方音乐文化研究团队”的粤西民间音乐研究

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地方音乐文化研究团队专注粤西音乐文化研究近十年,历经三个阶段,研究成果丰硕。在三个方面有所创新,包括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乐种曲目分析的新见解、音乐传承保护的新举措。这对进一步发掘与传承粤西音乐文化都是有益的探索。     

追索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关于＂过番歌＂的研究

通过对闽南方言说唱<过番歌>不同刊本的发现和比较,探讨<过番歌>产生和流传的历史环境,文本的社会价值和异本的出现,及其作者、辑录整理者、演唱者和发行者的种种情况,并由<过番歌>延及到民间大量存在的反映"过番"的歌谣、说唱,可以呈现出作为可与历史文献互证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所提供的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世界性生存经验,对激发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三峡民间歌谣与民俗文化研究——以重庆市巫溪五句子歌为例

五句子歌是重庆巫溪县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文艺。它包括两个部分,五句子山歌和五句子鸳鸯号子歌,其内容切入当地民众的生产劳动、婚姻爱情、风俗习性、生活方式,以及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深厚的民俗学内涵。     

义和团运动的社会与宗教起源——一个综合解说尝试

19世纪末发韧于鲁西及其周边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惊中外的社会运动。它的爆发虽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有密切联系，但它所采取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则与当地农村社会息息相关。成千上万的灾民、流民和闲散人员参加了形形色色的武术团体和秘密教派，而后者又以各式各样汇聚集结在“义和团”和“扶清灭洋”的战斗旗帜下。他们也从五花八门的民间文化、宗教迷信以及民间戏剧中得到启发，创造了“画符吞朱”、“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等神秘主义仪式，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并以此吸引了更多人的参加。义和团对现实环境的宗教性认知充分论证了对“洋鬼子”实行大屠杀的正当性，致使其斗争手段表现出罕见的极端性和残暴性。     

乡村电视剧与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

当今乡村电视剧可观的收视率,不仅强化了观众对民间音乐的认同,也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民间音乐具有地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符号特性,使得这种民间文化资源具有能为电视剧主题服务的价值。许多民间音乐经过电视作曲者的艺术处理,已走出文化自闭的表现形式,并使其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意义与内涵。推出富有乡村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文化,不仅可以使民间音乐焕发生机与活力,随着电视剧的传播也能带动一个区域的文化与经济繁荣,这是一种传播学上的双赢。     

从丧葬礼仪的变迁看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以山东省碑坡村丧葬礼仪的变化为个案分析

形成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环境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传统文化所位育的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一些民间文化传统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但民间文化在变迁中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文化.     

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从封建迷信到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的疏解

民间文化被重新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原来的迷信标签不可见.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近二十年发生的一种趋势性现象,即民间文化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一方面,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从外来、从上来的定势,另一方面,第一次在广大范围内以共同承认的方式理顺了个人、社群、地方、国家、世界主流之间的文化关系.非遗保护运动参与、重塑着中国的国内及国际社会文化关系.     

悲剧神话与音乐精神——论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发表于1872年,此书的副标题是"从音乐的精神而来"。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序言中,尼采明确提出艺术乃是"生命的最高使命"。这一重塑艺术形而上学的使命不仅使尼采将希腊悲剧与瓦格纳的音乐联系起来,将希腊文明与现代文明联系起来,而且也把酒神节的酒神颂歌看作是理解希腊悲剧的诞生以及打开艺术形而上学与希腊精神的钥匙;同时,他也把希腊的悲剧精神归结为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的二元对立与和解。     

精美悠久的民族艺术奇葩——浅论湘西苗族鼓舞的神韵及音乐特色

湘西苗族鼓舞，作为我国苗族地区最独特的舞蹈艺术，现已被入“全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文章对苗族鼓舞的神韵、表现形式及音乐特色作了详细的分析阐释，通过回顾苗族鼓舞发展历程，指出苗族鼓舞要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走一条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