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史观初探

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有着毛泽东同志对哲学史的一系列基本的看法,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看法,构成了毛泽东哲学史观.毛泽东哲学史观,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继承、运用和发展,如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样,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最直接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史观.这对于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和长远的发展,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就毛泽东哲学史观的内容,作一个初步的探索,这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史观,进一步搞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哲学史即哲学”之四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即哲学"认为,每一种哲学学说必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史观,两者应该而且可以达成互证.这一观念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可以经由分析一种哲学史观的合逻辑性,来判定与之相关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在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说明上述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之后,重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其哲学学说的关系.     

哲学不是哲学史

"哲学是哲学史"是哲学界、特别是哲学史界广为传播的一个命题。它的几种可能解释,如"哲学等于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等,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表达极不严格,容易引起误解。而从语用学上考察,"哲学是哲学史"导致哲学研究以史料研究为主,哲学论文被哲学教学论文所取代。哲学的特殊性不在于它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而在于它的题材、问题和方法。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合理因素和局限性

在西方哲学史中,黑格尔是系统地阐述了哲学史观的哲学家。他把辩证法应用于哲学史,第一次把哲学史描绘成贯穿着发展、联系原则的历史过程,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观,强调哲学史应具有的科学地位,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创立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但是,正如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式的人物一样,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连同哲学史观也都包含着矛盾,存在着精华和糟粕的对立。有分析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是我们研究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基本态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史看成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主要是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阐述的。在《导言》中他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是我们搞哲学特别是哲学史工作同志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就中国哲学史来说,学术界历来有各种问题的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实际上都应提到哲学史观的原则高度来观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首先要正确理解关于哲学党性的问题。     

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

一、为什么要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最近读到《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上转载的、今年《吉林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的孙正聿教授的文章《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他是针对对于"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批判而写的,他是赞成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在他     

试论哲学史和认识史——评“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定义”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中有两个相当流行的哲学命题,一是“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二是“哲学就是认识论”。达两个命题常常是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它们直接牵涉到哲学科学和哲学史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都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达两门学科的科学概念的全局性问题。因而,是非得失,不可不分辨清楚。本文就第一个命题谈一点粗浅的见解,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争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个提法,始见于1978年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为了批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新的提法。他们还根据它出自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哲学笔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认为,哲学史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哲学史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历史是第一性的,它决定逻辑与意识的发展.列宁指出:"要继承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事业,就应该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的观点去研究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才能推动人们不断和深入地认识世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以往的哲学史观时,高度地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史研究中     

冯友兰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如何确定和评价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考察哲学史时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受制于哲学家的哲学观。对此,冯友兰也未能例外。他用自己的哲学观去观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对哲学的对象与范围,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看法。     

"经典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笔谈

经典解释学不一定是哲学史研究,但时下推动这一学术方向者,则多同哲学有深刻的渊源.至少,从汤一介先生的呼吁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等刊物发表的相关专辑,可以加强读者在这方面的印象.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疑惑:难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就不是经典?虽然我仍未读到对此进行质疑的文字,但这种怀疑很好理解.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和规律的再探讨

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怎样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这是一些长期理论争论的问题。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为哲学史的研讨奠定了新的基础。本文试图将哲学和哲学史融为一体,对哲学史的对象和规律作出一些新的探索,发表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一、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哲学史的对象和哲学的对象本是一致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发展,没有哲学就没有哲学史;哲学的原理又是随着哲学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具体和完善,哲学的生命和活力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诠释理路

在日益成为哲学界"显学"的西方诠释学的冲击下,国内哲学界进行着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但是.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而是清理本有的学术资源,进而确立合理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讲,治中国哲学史可采用两种理路:一种是"外在诠释",所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与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内在诠释".所注重的是哲学概念与义理之间的演变与迁延.两种理路虽无优劣之分,但"外在诠释"应是治思想史或治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治哲学史的方法.因此,在治哲学史时应采用"内在诠释"方法.只有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可进入到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问题.     

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初探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这种不全面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其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义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哲学及其产生现有的资料表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最先通过区分哲学与其他学问而确定了哲学的对象,说明了哲学如何产生的人。对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或别的学问)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几个步骤实现的。首先,他区分了知识和经验。哲学和具体学问都以追求知识为目标,都以自然的必然性为认识对象,它们都属知识体系,这是其共性。但在他看来,经验只能认识个别,     

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时编写的.但仅出版了上卷——这是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论述春秋战国时代自老子至韩非等的哲学思想.成书后,胡适于一九一八年送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即为之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     

评黑格尔论哲学史的对象——读《哲学史讲演录·导言》札记

哲学史学家们对哲学史的研究结果无论怎样分歧和多样,但他们至少在两个原则上是有共同点的。首先,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史的发展情况;其次,他们也反映了哲学史学家个人研究的立场、思想和方法,这也就是哲学史观问题。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史讲演录》是他的主要著作;此间,他用自己全新的方法,论述了哲学思想发展史,尤其是精辟阐述了哲学及哲学史对象问题。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