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责众”的成因与矫正

"法不责众"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当代社会"法不责众"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法不责众"的成因,从法的价值角度分析,在于社会转型期价值的冲突;从法的作用角度分析,在于未平衡好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从法的运行角度分析,在于立法缺陷和法实施不到位。"法不责众"观念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的法治进程,理应对其作出矫正。对"法不责众"的矫正是建立法治国家,培植人民法律信仰的需要,自然也应遵从实施良法善治和培植民众法律信仰的路径。     

法律效力的道德条件比较分析

法实证主义将法律效力的条件诉诸社会事实,与道德无关。该主张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不能区分"守法义务"与"抢匪命令"。同时,该主张将法律效力诉诸于立法者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创制的法律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不能避免"恶法亦法"的实践困境;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有效必须满足道德条件,符合道德标准。该主张未能动摇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反驳了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对法律资格效力的影响;德沃金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重点关注道德如何影响和作用法律裁判实践与推理,即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法律,需通过其建构性诠释中的"符合"与道德"证立"的双重检验,换言之,法律是从一组融贯的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并为当下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关联不等于法律可以独立于道德,法律与道德有必然关联也不意味着道德等于法律。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杨兆龙行政法治思想研究

杨兆龙的行政法治思想体现在其众多的著述及立法草案中。杨兆龙主张行政法治的核心价值是法律至上、依法行政。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礼治"行政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且为此需加强行政法律规范的创制。实现行政法治的内在进路是通过立法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范围,为此需要具有高超的立法技术。加强诉愿(即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建设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保障,杨兆龙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     

对"执法产业"现象的理性分析

"执法产业"现象的出现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股浊流,笔者从法的价值出发分析了这一现象的现实危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应该在继续加强执法力度的同时,切实推进全民普法活动,全面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养.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以德治国"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 ,是我党治国方略上的新进展。“以德治国”具体到高校来说 ,就是以德治校 ,以德修己 ,以德育人。因此 ,这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理解德治、法治、人治等相互关系 ,以“两课”教育为主渠道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德法同治，官德必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德法关系入手 ,论述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把官德建设列为德治的关键 ,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基础

制度蕴含着道德 ,制度决定着道德 ,制度伦理优先于个人道德 ,法制保障着道德。制度对于道德的基础性 ,决定了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必须把法制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 ,以确保道德建设在良好的法制氛围中进行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