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序分析中的理性定位问题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纵观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合理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建构制序和自发演进制序关系的前提.本文在综合比较凡勃伦-康芒斯-诺斯建构理性观和斯密-门格尔-哈耶克演进理性观两条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整合两种社会制序,并推测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可能是制序变迁的作用机理.     

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思考

由于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 ,从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到当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对制度理论的探讨 ,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制度变迁理论。纵观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理论 ,归纳起来无非是沿着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和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这样两条思路展开的。本文通过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理路的互补性透视 ,力图使人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现状及前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思路的选择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在制度的演进机理及其当代转型

本体论意义上的制度是沿着习惯至法律理路演进的,其中的习俗、惯例等内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人们与混利博弈相关的冲突而形成的。同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现象导致其演进过程中呈现三种不同效应,即局部遵同效应、整体多元化效应以及断续均衡效应。以上为探讨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也为实现传统内在制度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基本思路。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在建构与演进之间--一个扩展的制度创新分析框架

依据哈耶克“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基本框架,可以大致把制度创新理论分成 两类: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与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这两种类型的制度创新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研究盲 点,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内卷化现象缺少关注。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扩展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我国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制度设计的理性思考

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制度设计需要遵循用户导向原则、独立性原则、功能互补原则、专家参与原则及政府主导原则;需要采取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有机结合的分析理路,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实现制度设计的有效运作,并建立适度、合理的农业技术推广社会调控机制;要根据不同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生发特征而选择不同的目标模式取向,并将政府型主导模式取向和市场型发展模式取向有机结合起来.     

后发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市场制度形成——一个构建与演化逻辑相结合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的制度形成研究表现为建构理性主义与演化理性主义两种理路的时立.文章试图论证在市场秩序形成过程中,后发国家建构理性参与市场秩序形成的过程、方向和程度: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必须伴随人们交易自由范围和程度的同等扩大.若人们自由交易范围和程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则在经济发展后期,没有足够的抗衡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制度的发展可能进入到锁定,从而社会经济更多只能锁定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若人们自由交易、民主的程度太高于经济发展程度,则早期民主的乱象无法使一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充分利用只有集权才可以充分利用的后发优势.所以经济起飞初期,以政府强大的建构理性力量逐步推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产品自由交易程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展;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政府的刻意制度构建又体现在逐步扩大满足人们更高程次需求的服务业交易自由的扩大.假以时日,在经济发展阶段提升的同时,基于市场交易的利益集团产生、发育并推动人们因不断扩大的交易自由而累积的非正式规则知识与外在政府构建的正式市场制度框架实现接轨,并压制政府权力及相关利益集团势力.借此试图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模式".     

制度理性建构论与制度自发演进论的比较及其融合

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制度研究范式,即制度理性建构论和制度自发演进论,两种研究范式长期相互独立,难有通约。实则,深入考察两种研究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探讨两种制度生成方式的优势和局限,可知二者具有互补性,进而可以通过范式融合,推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基于演化形成的共同知识而非整体性知识的设计,同时必须为参与者有效运用其局部知识留有空间,理性建构的制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自发演进的制度需要借助理性建构才能够得到扩展,进而获得更多参与者的遵循。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过程既不乏理性建构的力量在起作用,也能发现自发演进的力量参与其中。制度的有效性表现为对共同知识和局部知识的有效利用,制度系统的生成和演变涉及多主体互动和多层级选择过程。     

制度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制度发展中,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是经验模式,后者是理性设计的模式;它们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自为性。但二者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对中国制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

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 ,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即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是这三个哲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表征。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及其向反理性主义的演进 ,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本文对这种演化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揭示。     

哈耶克自由观的逻辑谱系

哈耶克依循有限理性—有限知识—有限自由的逻辑谱系构建起他的自由观。他在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同时指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哈耶克看来,人类以其有限理性获取的有关已知事物的知识是有限的,历经无数次试错而积累的有限知识主要具有否定性功能,它只能告知后人不能做什么,而不能为人类的未来设计出一套完美的行动计划。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许多复杂现象是理性所不及的,理性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个人行动不能受他人或组织意志的支配,这就在逻辑上为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创制出了无限的空间。     

转型中理性范式的再思索与演进逻辑思辨

20世纪发生了两次重要的事件:一是20世纪初由不发达的市场体制和半封建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转型;二是20世纪末期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过程,但在转型中如何定位人类理性的作用和把握转型的演进逻辑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重要问题。人类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有选择的理性建构模式是一种科学和可行的行为模式;而转型中的演进逻辑应是自发演进和人类理性作用相结合的一种互动逻辑,这是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西方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演进与分野

国内研究经济学史的主流观点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消长、替代的历史。本文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即自发型自由主义和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动态演变过程,它呈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趋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大思潮占有不同的地位。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根源于“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分歧和争论。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分歧事实上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少。     

制度分析: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比较

以哈耶克 ( Haye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 ,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条理性主义研究路径 :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基于人性中的理性行为和善的假设 ,极力夸大人类的理性能力 ,确信人能够达到全知状态 ,从而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建构出一套社会秩序。它“视理性为知识的独立来源 ,以悟性代替感官知觉 ,相信理性本身就具有可以发现世界普遍规律的固有力量”1 。哈耶克将这种盲目崇拜人类心智的建构理性主义视做一种容易导致人类致命的自负的不幸观念 ( 1 988) ,他认为 ,这种肇始于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尔 ,经卢梭、黑格尔以…     

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哈耶克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同时他又指出政体中理想的、最优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一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

制度的演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演进;另一种是自觉变革.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演进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制度演进表现出了复杂的情况,既有着自觉建构也存在着自然演进.整体上看,工业社会的制度即使在初始阶段是自觉建构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路径依赖,依然具有自然演进的特征.现在,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自觉的制度变革将会提上日程,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创造性思维去对待制度变革的问题.后工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这个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合作制度,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扬弃和超越.合作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的共生共在.     

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及其意义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项标准,邵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简称为三个“有利于”。这对于解放思想、消除顾虑,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大有益处的。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认为,三资企业符合三个“有利于”因而三资企业就姓“社”。有的认为,     

土地制度创新:模式选择与制度困境——基于"龙华实践"及其研究的一个反思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又受到土地资源约束的宏观背景下,当前通过土地制度的模式创新来改变土地的有效供给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制度变迁环境及其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关系的影响。目前对龙华实践的研究忽略了对这些关系的细致分析。文章认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土地制度创新模式是目前我国土地制度创新的主导模式,但其中所显露出的制度弊端又亟待我们去加以规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