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政治思想异议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因为非孔非圣,遭到残酷的迫害,最后死于狱中。三百多年来,对于李贽及其学说的评价,由“毁誉参半”而渐趋统一,一致认为他是向传统的儒家圣教举行发难的志士仁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异己。但在基本统一的认识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李贽的政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是法家的、道家的抑是儒家的?李贽既然非孔非儒,当然他的政治思想就不是儒家的了,这是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也据此说李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从李贽的主要著作看,并无法家理论的色彩,说他是法家…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秦始皇和秦、汉帝国——兼论道家儒家和法家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哲学家的时代。在哲学家中,道家和儒家可并称为两大家。在当时及在后世影响最大者,则除了道儒二家外,还有法家。在当时,在各派哲学家中,法家是最后的一个学派。从这以后,哲学家的时代便告结束。     

法家学说与西汉的皇权主义——以“冠履之喻”为中心的考察

冠的本义是头部饰具,因先秦儒家的冠礼而具有了等级秩序的象征意义。法家更进一步,将履和冠并提,运用到阐述其尊君思想上,并形成了异于先秦其他诸子的绝对尊君理论。"冠履之喻"也完成了由器物之别到自然之势的象征再到君尊臣卑与社会之势的转变。西汉时期,"冠履之喻"一再被提及,法家的绝对尊君思想得到宣扬,法家学说因此也为西汉时期皇权主义的塑造提供了思想资源。     

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必须对反动派实行革命的专政──读韩非的《显学》篇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发展到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新兴地主阶级开始了全面的大进军。随着这一进军的展开,一个新的历史任务提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面前。这就是:系统地总结本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政治路线。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韩非,就历史地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为建立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显学》就是韩非对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经验的一篇总结。它对复古倒退的儒家学派和危及地主…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李白诗二首译注

李白(公元七○一──七六二)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敢于对孔丘、对反动儒家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大胆的嘲笑,对历史上进步的法家人物则能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在尊孔思想异常猖獗的时代,李白能够顶住这股妖风,这说明,李白确实有一种反潮流的革新精神。 李白生活在唐王朝从表面繁荣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维护唐王朝已经动摇了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极力提倡孔孟之道,妄图勒紧这条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索。李隆基还亲自扮演过“祭孔”、“朝圣”这一类丑剧,并把孔丘扶上所谓“文宣王”的宝座,儒…     

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

探讨了儒家六经的形成过程,认为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编订为儒家学者继续研究这些文献提供了思想和方法的指导.孔子之后,由于儒家内部分派,在运用和发挥古代文献时角度和观点有别,加之儒家学派以外道家,法家有对经书的引用,大大开阔了经书研究的视野,以致察汉之际,经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六经的涵量也大大增加.     

冲突与融合——先秦儒法伦理思想之比较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相互刺激。儒家以善恶界说人性,法家则倡扬人性自然;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为本,法家则极力鼓吹法治为先。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可以说,正是儒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并立融通,才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稳、进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兼及“了解之同情”何以可能?

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方与圆:中国思想史概貌

美国思想家至今在用一些标签来表示过去3000年来中国思想整体的各个部分,而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家却始终用诸多种方式来划分和命名他们的思想遗产。英国的学者们用一系列“学说”来称呼较大块的思想,几乎每一种对中国思想史的叙述都要提到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但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可以运用于具体的思想家、本文或思想。“四大学说”这一用法的部分理由是:在中国它们具有明显的相互对应性,但问题在于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这些术语的用法并不能清楚地区分彼此,甚至只是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哲学史学溯源：先秦学术史论著的学术立场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史学史论著,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立场。《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立场是儒家的,《韩非子·显学》的学术立场是法家的,《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是儒道兼综的。三者不同学术立场的选择主要基于作者自觉的学派归属意识。《韩非子·显学》和《庄子·天下》对墨家和名家的批评所体现的是儒家哲学的情感意识和实用思维。至于《荀子·非十二子》的“同门相煎”主要来自于儒家内部的观念分歧。     

开门办学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创举

开门办学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坚持“五·七”道路,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一项根本变革。坚持开门办学,还是否定开门办学,这是革新与复旧的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那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奇谈怪论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完全是一派胡言。 毛主席教导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     

论韩非对商鞅重刑思想的发展

商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韩非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进而强调“求过不求善”,严刑重罚。这一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成为了秦代最重要的治国手段。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法律思想的确立,重刑思想逐步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所取代,但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儒家思想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治国思想。     

荀子德法关系论

荀子的德治体系是以礼为核心,以法律为补充手段的治国方略.在德法关系的理论架构中,荀子吸取了法家之长.使儒家德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文章通过德先法后、明德慎罚、德本法辅、德原法流、德隆法重等几种观点来阐释荀子德主法辅的思想本质.     

邓小平论中国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论中国反腐败斗争黄革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反腐败斗争相互交织向前推进的。近年来种种消极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已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腐败与反腐败，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厂“大干部群众议论纷纷的热点问题...     

人治与法治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生活和思想战线非常活跃,出现了多年来所未有的可喜现象,人们对于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堵塞产生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漏洞,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人治和法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在有的文章中,片面的强调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两者始终对立,各执一端,如水火之不相容;似乎以礼治、德治为内容的人治就意味着专制,而法治则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是限制君权、反对专制的。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褒法贬儒的印象,而且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儒法斗争的历史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