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天学到哥白尼革命（下篇）

古希腊人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宇宙论:大地是球形的,是地球,处在宇宙中央,有若干天球围绕地球旋转,恒星和七大行星分别镶嵌在这些天球上.希腊的天学或宇宙论是希腊自然哲学的一部分.要彻底改变希腊的天学观念,需要彻底改变希腊的自然图景.更有甚者,需要把自然哲学的思考方式转变为近代科学的思考方式.哥白尼通常被视为近代科学第一人.本文介绍了科学史家对哥白尼革命的看法,并提供了作者的相关分析.     

试论江西广昌古代天文学家揭暄《写天新语》--兼比较揭暄与哥白尼的写天新语

公元前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西方统治了1500年,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地动说”,首次把宇宙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此说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揭暄《璇玑遗述》即《写天新语》、《昊书》、《性书》等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地万物“气化说”,“星以日为主”,“日以天为主”;“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广厚无际,天球无数”说。其宇宙学超出了太阳系,近似现代科学的宇宙无限论。     

科恩与库恩眼中不同的哥白尼

科恩与库恩都对哥白尼进行了研究,但对于是否存在哥白尼革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这种对立在于两人对哥白尼革命的界定、评价标准以及两人对科学史分析方式和研究目标上的差异。科恩不承认哥白尼革命的存在,因为它不能通过历史的实证,库恩眼中的哥白尼革命则是他运用其历史主义科学观进行理性重构的结果。     

论近代科学方法的起源与发展

科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但是有其孕育和形成的过程。希腊文化的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在近代初期的结合与相互渗透,导致作为近代科学方法论支柱的实验-数学方法、科学归纳方法和直观-演绎方法的产生。这些直接面对自然的方法既是对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提升,又是对古典自然哲学方法的扬弃。     

老子道德论中的宇宙发生与演化学说

从自然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了老子的道德论,认为在宇宙论范围内的道与德,其内涵与人论、社会论的道与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一概而论。在宇宙论范围内,道是宇宙的潜在状态,德是宇宙的实现状态。由道向德的嬗变,便是宇宙的发生与演变。老子的宇宙论,是在三代礼教崩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囊为古老的自然哲学形态的宇宙论,与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宇宙学不能混同看待。     

客观性：理解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关键

康德在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中思维方式的转变,是通过其树立人的主体性来实现的,而其主体性的树立,又是通过重新理解客观性概念来加以论证的。获得了客观有效性的主体性才是真正树立起来的主体性。因此,客观性概念才是理解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关键。     

客观性:理解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关键

康德在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中思维方式的转变,是通过其树立人的主体性来实现的,而其主体性的树立,又是通过重新理解客观性概念来加以论证的.获得了客观有效性的主体性才是真正树立起来的主体性.因此,客观性概念才是理解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关键.     

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与上帝

哥白尼所创立的"日心说"理论是天文学历史上一场撼天动地的变革,无愧于成为人类近代科学革命的伟大开端。"这一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也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日心说"理论的产生具备了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条件,是"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的辉煌成果,而绝不是什么笃信天主教上帝所得的恩赐。     

虚己以游世——早期希腊哲学的非自然哲学解读

早期希腊哲学常被定性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这样被定性的早期希腊哲学,一般难逃两种命运:一是被视为一些原始的、未发达的甚至粗浅的学说,二是被目为只知外驰于经验世界而未能内省于自我的心智.相对于后来系统地发展出来的学说(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早期希腊哲学蕴涵的一些深刻的智慧往往被忽略.希腊早期哲学有鲜明的"自然哲学"维度,这是难以推翻的,"早期希腊哲学是否只是自然哲学"这一疑问乃成为文章的解读重点.为了探讨这一议题,文章选取阿纳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klit)、恩培多克勒斯(Empedok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四人来分析,但把时序逆转,以便返本溯源.其中不难发现,希腊哲学其实自开始以来,人事即已经是关怀的焦点.文章的撰写,除意图揭示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一些深刻的义理外,更藉着与中国哲学的对比,希望带出一些与哲学理性和哲学智慧有关的更普遍的反思.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在科学认识史上的价值——兼论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是有机论的宇宙观。它把宇宙自然看作一个有机系统,以元气论、阴阳论、五行论说明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属性。它的认识方法是整体综合的朴素系统方法。这种整体方法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模拟系统功能的方法、以及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都在科学认识史上有长久存在的价值和启迪作用：可以弥补机械宇宙论孤立地观察事物的缺陷,可以克服机械论造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它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自然哲学和科学思想方面,是传统有机论自然哲学经过近代机械论的洗礼,继而进入现代科学有机论与机械论的结合,也表现为科学秩序与道德秩序的重新整合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孙中山的日本情结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海外为基地的,而日本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尤为显著。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广泛结交朝野人士,以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孙中山的日本情结。这种日本情结虽然有局限和不足,但表明了孙中山的宽广胸怀。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扩大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带有一定的国际性。孙中山的日本情结表明他既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     

“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

19世纪,在工业革命后期和完成以后的若干年内,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革命,用现在的语言说,即传播技术革命.它使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各种信息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此世界逐步进入了密集型的社会交往的时代.文章全面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传播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思想.从他们关于这场革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因而,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     

为"非人"争取"人"的抗争辩--再论阿Q的革命

在“人”的价值被普遍抹煞的社会,以解决自身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阿Q,顽强地表现了“人”的价值。虽然他的革命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但如果用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革命的“含金量”,去否定其革命的价值,这对阿Q及其类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陈独秀道德教育观与进化论

陈独秀是近代革命的先驱.在他的革命纲领中,道德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根本也是最后的革命.他运用进化论理论分析指出:道德随社会进化而进化,道德进化就意味着道德革命.近代道德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革故更新、积极进取和不断创造.实现道德革命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他提出的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就是他的道德革命及道德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陈独秀道德教育思想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且赋予了崭新的内容,表现出革命性的一面.但他在传播与运用进化论学说时,对传统道德一概拒斥所表现出的简单化倾向,又暴露出了其局限性.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对20世纪50年代技术革命运动的反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发生的技术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和农民互动的一个结果 ,双方基本上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这场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 ,其内容是内在一致的 ,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但过分强调了政治挂帅导致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浮夸风气。这场技术革命对当前的农民职业教育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