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冲突——以S县某群体性冲突事件为个案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间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冲突的利益、权力和权利等构成要素,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领域,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认识构建和谐秩序的微观社会基础。     

社会心理冲突: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进入了高发期,而且规模大、对抗激烈、社会危害严重,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任何群体性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心理动因。而在这些心理动因中,社会心理失衡和冲突是最重要的动因。所以,要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深入剖析社会心理冲突及其发生机制,揭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寻求有效治理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从法治视角看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而法治因素则是诸多成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法治的社会基础薄弱。     

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以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呈逐渐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茂名市PX项目群体性事件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应事前加强预防,做好预案,完善信访等沟通渠道;事中掌控现场主导权,利用媒体和网络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事后完善评估,加快恢复速度,提高公众认知。     

社会冲突生成过程的角色分析与行动逻辑——以两起“暴力执法”事件为分析样本

本文以2016年发生在重庆和2017年发生在上海的两起被社会舆论指责为“暴力执法”的事件为样本,对在场人物进行角色分析,进而剖析各当事方的行动逻辑及舆论场的转向,得出结论是：社会冲突的发生是当事各方“合力促成”的,事件由现实性冲突升级为非现实性冲突是引发全国性舆论关注的主要原因。社会冲突的本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局部失效。只有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增强社会法治意识、坚定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充分发挥社会冲突作为“社会安全阀”的效用。     

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

科塞认为,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冲突既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作用,又对社会具有整合作用.科塞的冲突理论给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二是要完善社会管理与社会稳定机制.     

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

科塞认为，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冲突既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作用，又对社会具有整合作用。科塞的冲突理论给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二是要完善社会管理与社会稳定机制。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从压制到回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压制型治理是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之实然模式,其存在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回应型治理能有效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从制度的构建对回应型模式进行研究,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是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回应型模式构建之关键,主要有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革新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生态责任问责制等。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当代微博传播对社会的正效影响作用分析——以三例微博事件为例

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传播方式,在我国己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应用。微博以更为开放、平民化的传播方式,赋予了大众更多的发言权和言论自由,让每一个微博博主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自由言论中。微博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人际关系交往,表现出公平、自由与共享的微博精神,展现出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本文通过举例分析近三年的3起微博案例,说明了微博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正效作用。     

化解农村（基层）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以基层干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民生问题冲突的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化解农村农民的矛盾及“群体性事件”,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发展经济,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完善民主协商疏导制度;强化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办事。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群体性事件

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向来是新闻报道中较为敏感的领域,既要真实反映客观事件的进程,又要避免刺激舆论。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大增,性质愈发复杂,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也更加必要和急迫。而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改进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引导国内舆论,还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