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所录《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考论

南宋人所编《古文苑》中录有一篇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刘跃进认为其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以前,最迟也在元朔三年,是董仲舒任江都相时所作.笔者认为当作于元朔五年（前124）,此时董仲舒正任胶西相.刘先生还认为题目似为后人所加.笔者认为所疑有理,该文篇题确为后人所加,但拟写有问题.“记室”一职最早设置于东汉,对于西汉董仲舒文章的拟题来说,显然是超越了时代,应当参考梁任防所题《诣公孙弘奏记》和清严可均《全汉文》的题名方式,将其题作《奏记公孙弘》.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标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     

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

高敏先生在《武帝令诸侯王自裂地分其子弟之制的创立年代质疑》(以下简称《质疑》,文见《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80—382页)一文中对司马光认为“主父偃的建议、《王子侯表序》所载的推恩令及《武帝纪》所载的元朔二年春正月诏,同发生于一年,三者所指是同一回事”提出怀疑。他认为:“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之事,应发生于元光元年之后和元朔元年之前,即公元前134年之后和公元前128年之前。旣然主父偃献策于这段时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并非熙宁四年奏上

在宋朝科举制度史上,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以极力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而著名。因此,《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选载了这篇奏疏。《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又予以节录。这篇《议学校贡举状》究竟于何年奏上?史料记载颇为歧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道:“[熙宁]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即承袭此说。《东坡奏议集》卷一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论“叶韵”和“读破”的关系

“叶韵”和“读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专文讨论过。但是,有些专家在探究“读破”的起源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伯峻先生在《破音考略》(《国文月刊》七十四期,1948年)一文中曾怀疑“乐”字的“五教反”这一读破可能起于陆德明《经典释文》给《诗经·周南·关睢》“钟鼓乐之”句中的“乐”字所注的叶韵。洪心衡先生在《关于“读破”问题》(《中国语文》1965年第一期)一文中把杨先生的怀疑变成了肯定。他说《释文》“在‘钟鼓乐之’一例,既注‘音洛,又音岳’,又提出‘或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以《董学探微》一书相关内容为基点的探讨

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确切时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三个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董仲舒对策中“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一句能否作为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的证据;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的具体时间;董仲舒上书对策时,夜郎、康居是否已“说德归谊”。若这三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     

汉代的宫廷议对——中国古代演说形式之一

秦王朝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也标志着“游说者之秋”的结束,中国古代演说由全社会活动,转入了宫廷议对以及知识界的讲学、议政。“古者国有大事,必聚群臣而廷议之,交口往复,务尽其情”(徐世增:《文体明辨序说》)。这话虽有些夸张,或者说以偏概全,但还是描绘出了我国古代政治民主传统的一个侧面。所谓“议者,谊也;谊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谓议”(《说文》)。古代一些开明     

“何时为郎”及“何自为郎”——司马迁生年问题考索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曾引起史学界争论达半个世纪以上。 主要分为两说:一说主迁生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王国维先生首倡其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日)泷川资言、朱东润、季镇淮、包树棠、程金造诸先生从之,一说主迁生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由(日)桑原骘藏发难,有(日)山下寅次、李长之、郭沫若、赵燕士、陈监先、王达津、黄烈等先生赞同。两说之争,以五十年代中叶尤为激烈,六一年八月以后,这种争议暂停约二十年,近年来又有李伯勋(主迁生“建元六年说”)和黄瑞云(主迁生“景中五年说”)两先生重题旧议,仍各执其理,至今尚无定论。     

读李漫笔(三则)

李白诗风,从总体上看,复古倾向较为明显。兼之他又有一些这方面的议论,故古今论言多以之为复古派或“以复古为革新”的诗人。《古风》其一即为常所征引的重要依据之一。 胡小石先生在《李杜诗之比较》一文中引孟綮《本事诗·高逸》载白:“(兴寄深徽)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而评之云:“这是他崇经的门面话,他所作以七言诗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坏。”实事求是,深中肯綮。继又引“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大我而谁(与)?”及《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数语,并联系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的创作实况,说李白“是一位复古派的健将”,并以所引《古风》其一中语为李白“论诗的大主张”。     

周敦颐年谱

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谁尊先生。而先生在（“在”字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校正，以下同）“仕吾乡时，已以文学行于当世。遂搜求其当世（“世”字是“时”字之误）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说》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其后过归，得《归集》；之成都，得李才元《书台集》；至嘉定，得吕和叔《净德集》；来怀安，又得蒲传…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齐气”解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里,对当时的“今之文人’,即建安七子,进行了一番议论。文中有“徐干时有齐气”一句,这个“齐”气究竟是好是坏,当时不见有谁评说,直到唐朝李善注《文选》,才派定“齐气”是行文中的一种缺点,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历来虽也有过一些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主要不在齐气本身的解释,而是这个“齐”字是否抄错。有人说是“逸气”,也有人说是“高气”,因为古写的“齐”,“高”二字很相象,这只是一种估猜,从阅读古籍的思想方法来看,还是值得议一议的。 郭绍虞和王文生两先生在编印《中国历代文论选》时,对‘齐气”加了一条很详细的注解:     

孔孟之道的招魂幡——评《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西汉时期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董仲舒,秉承《春秋》之旨,撰写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反动理论的大杂烩,是复活孔孟之道的招魂幡。《春秋繁露》共十七卷,八十二篇,篇篇都有孔老二阴魂的浮现。董仲舒这个被儒家抬举“三年不窥园”,一心想变天的大儒,以“修学著书”为事,把复活和递传孔孟之道为毕生之大业。这部孔孟经的翻版,影响很广,流毒很深,危害很大,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予彻底的剖析和批判。     

“以杀青书”补议

“以杀青书”补议张子开刘向作书录所习用的“以杀青书可缮写”一语，历来有在“书”后逗和在“青”后逗两种读法。近来又陆续有文论之，如《漫说“以杀青书”》（《书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漫说》）、《也说“以杀青书”》（《文史》第３６辑，以下简称《也说...